11月12日下午，“周野鹿鸣——山西、宝鸡石鼓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作品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
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今年4月被评为“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经过2年的考古发掘，发现商周墓葬15座，出土文物（组）230余件。其中，高领袋足戈改变了以往认为这种戈不能迟到西周的看法。出土的92件青铜礼器和26套铭文、族徽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青铜礼器中的两尊超级可爱的祭祀雕像，形似鹿、羊，可爱又天真。
如今，“习尊”来到了上海。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告诉澎湃新闻：“石鼓山四号墓的发掘简报还没有公开，上海博物馆的展览可以说是第一手的学术资料。不仅如此，就连陕西宝鸡的石鼓山考古发掘成果也从未以这种方式向公众展示过，而这些东西在上海世博会上亮相还是第一次。”
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四号墓出土的祭祀造像之一
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四号墓出土的第二尊祭祀雕像，颈部较粗较短，造型较为可爱。
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周代贵族墓三号墓出土的龙纹禁令及其上的器物
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四号墓出土的胸甲纹四耳桂
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四号墓出土凤鸟纹簋
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四号墓出土的龙纹簪
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周王陵三号墓出土的龙纹鼎
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贵族墓三号墓出土的万子
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贵族墓三号墓出土的福家壶
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王陵三号墓出土神鸟纹方座簋
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周王陵三号墓出土虎纹戈形器
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王陵三号墓出土的高领袋足龟
陕西宝鸡是著名的“青铜器之乡”。早在汉代就有出土青铜器的记载，此后也有不少青铜器的出土记录。用石鼓山考古队领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的话来说：“宝鸡地里可以长出青铜器来。”
2012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宝鸡石鼓山陆续发掘了多座商周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世所罕见、造型独特、制作精良的珍贵文物，为商周时期的发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和周考古研究。这些新资料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礼制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上海博物馆展出的石鼓山周贵族墓葬出土文物中，以三号墓和四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为主体，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那些。展品包括一些极为罕见或考古首次发现的青铜器。
石鼓山周贵族墓出土的一些青铜器与上世纪初宝鸡戴家湾斗鸡台被盗的青铜器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本次展览也借用了宝鸡一些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夹湾出土的青铜器包括现藏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一组禁令器和现于天津博物馆的龙纹禁令器。这些青铜器原为清末重臣、金石学家段方在任陕西巡抚时所得。端方被起义新军杀害后，他旧藏的青铜器通过北京琉璃厂古玩商手中散落，大部分卖给了海外各大公司。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的借展恰逢该乐器抵达中国90周年。天津博物馆藏的龙纹禁令是宝鸡大军阀党玉坤抢劫斗鸡场时出土的。曾出口日本，最后回归天津博物馆。本次展览中，世上仅存的三件西周青铜禁令首次在上海博物馆集中展出。
澎湃新闻记者还从上海博物馆获悉，展览期间，上海博物馆将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利用该馆最先进的文物CT设备对文物进行扫描，并对出土青铜器的工艺进行研究。此外，参与发掘的考古学家和来自陕西省的学者也将在展览期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多场讲座。
陕西省宝鸡市文物和旅游局局长任周方告诉澎湃新闻：“希望上海观众在欣赏青铜之美的同时，不要忘记家乡淳朴农民对文物的保护。”宝鸡.石鼓山当地村民最先盖起了房子。这些墓葬的发现，正是因为他们强烈的文物保护意识，才有了今天展出的精美考古发掘成果。”
石鼓山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渭河南岸。 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周青铜器不断出土。 2012年3月和4月，两次出土商周青铜器，6月又发现一批青铜器。立即组成考古队，一边进行考古调查和钻探，一边进行抢救性发掘。在综合勘察的基础上，该墓地于2013年8月至12月进行了发掘。
2012年和2013年的两次发掘，分别清理了M3和M4（即三号墓和四号墓），均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为何平均一年一座墓葬的考古工作如此引人注目？在今天的考古发现中，商周两大王朝更迭的这个动荡时刻，面貌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记者来到了陕西省宝鸡市。
宝鸡地里能长出青铜器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占奎留着长胡子。他领导的石鼓山M4发掘，不仅出土了青铜器，而且没有被盗的痕迹。说话间，王占奎眉宇间难掩欣喜。他告诉记者：“别的地方的田里长的是庄稼，宝鸡的田里长的是青铜器。”
这个比喻是否夸张？今天的宝鸡，就是昔日的陈仓。试想一下，西周时期，宝鸡所在的关中地区，属于周王室的领地。境内没有王子，但贵族的封地却分散在各地。方圆十里，可能就是一个家族的领地。更不用说先周时期从西北龙山两侧进入关中的西北文化群和从西南经大山关而来的巴蜀文化群了。他们定居关中，可能逐渐与姬姓周人融合。最终成为了一支足以毁灭商朝的强大力量。在土地面积如此有限的关中地区，却发生了如此耀眼的变化。可想而知，今天的关中沃土下，蕴藏着多少青铜文明时代的丰富积累。
中国游客到国外参观博物馆里的中国青铜器藏品时，常常会发现十分之九的展品标签上都会写着“宝鸡”、“宝鸡凤翔”、“宝鸡扶风”、“宝鸡扶风”宝鸡岱家湾国内青铜器的重要收藏中心，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也有钟、鼎、簋、卣、壶、造像、彝、盘等都出自宝鸡。清末的懋公鼎、大禹鼎、三石盘、锅鸡子白盘，均出自宝鸡。
斗鸡场的风暴
苏秉奇自1934年起一直在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曾参与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此次考古发掘也被视为陕西考古发掘的“第一铲”。斗极台地区不仅在商末周初十分显赫，也是秦人分封后的都城所在地。因此，经过反复调查和筛选，他们将发掘地点选定在陈仓、戴家湾村、都吉台古城遗址附近。与陕西考古研究人员聊起斗鸡台时，他们先提到“苏公”，后又提到“党玉坤”。然而，在斗鸡台一带与老乡聊天时，却没有听到“苏公”，只提到“党玉坤”。坤”。
军阀党玉坤是与金云娥、孙殿英并列的民国“三大宝盗”之一。 1927年秋至1928年春夏，党玉坤从宝鸡、凤翔、岐山等县招募了数千人，对戴家湾文物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大规模发掘。共出土青铜器数千件。包括此次在石鼓山也发现的罕见的“青铜禁地”。其中一件铜禁很快流入日本，但最终传入中国并被天津博物馆收藏。党玉琨盗走的文物虽然经过多手、流转多种渠道，但基本上都是经过党玉琨、宋哲元、肖振英等人的路线，流经窦吉台、凤翔、西安、天津等地。 。就国内外各地而言，境外主要流出方向是日本、美国和英国。
在宝鸡出土并最终流散海外的青铜器中，有一些属于晚清重臣、大收藏家端方的收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端方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代理巡抚。端方从政后，痴迷于收藏古董。他收集了大量的彝族老器物、戒指、丝绸、旧迹，其中不乏精美的。他收藏的青铜器主要记载在《陶斋集锦录》中。段方在四川去世后，子孙贫困，逐渐将自己的藏品交给琉璃厂古玩商代卖。后来逐渐成为海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收藏家中国青铜器收藏的最重要部分。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收藏的商代青铜器，1924年以约20万两白银卖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他收藏的宝鸡斗鸡台出土珍品最终也卖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博物馆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