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这美丽的长夏黄昏；但我知道奇迹不会再出现，我也不会再是机场出口拿着鲜花迎接你的人。 ——王嘉欣《到来》 毕业季总是在夏天。从某一年的这一刻起，阳光融化了我们“学生”的身份，然后又以一种又一种的形式重新塑造成各种身份，走向真正属于我们的生活。重铸的过程可能转瞬即逝，也可能缓慢而漫长，可能涉及惊喜和意外，也可能涉及痛苦和煎熬。只有我们知道重铸后会是什么样子。今天，《人间世界》推出毕业季稿件连载，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降临”。
北京的22路或47路公交车有一个叫铁狮子墓的站，就在北京师范大学东门。 2005年5月，我从北京西站乘坐47路公交车，在铁石十分下车，迎来了我的第一个毕业季。
我从江西景德镇回来。一个月前，我无意间接了一份工作，随剧组去了景德镇。我每天为剧组人员撰写新闻稿。后来我也帮导演修改剧本或者写一些新的场景。但我还有最后两次考试，必须中途返回北京。我匆匆走进考场，胡乱答题，又在景德镇呆了一个月，才回到北京，正式开始我的本科毕业季。
就在离校前几天，我在学校公共浴池感染了水痘，在校医院隔离。我女朋友帮我办理了所有毕业手续。当我从校医院出来，回到宿舍时，宿舍里已经一片狼藉，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庆幸的是，本科毕业季的主题不是“离开”——因为我已经考上研究生了，还要继续在师范大学学习三年。我仍然可以期待硕士学位毕业和真正的毕业季——它来得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
我就像一滴水，既期待又害怕即将回归的茫茫人海：我会遇到什么，我会成就什么，我会成为什么？
铁狮墓不再是我的终点站，而是成为了我的起点。从这里出发，下一站是哪里？北官亭？农业科学院？小庄路口北边？都提供了火车时刻和路线，但下车后才发现新站叫海淀黄庄，名字里有水的地方。
我等待的火车什么时候到达？
2008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人们似乎不断在狂喜与悲伤的曲线上颠簸，有高峰，也有低谷。那年我28岁，硕士毕业，开始在出版社工作。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为了留在北京、为了一份薪水、为了留住我的爱情，我正在经历找工作的烦恼。
当时我和妻子还没有结婚，我们决心留在北京。她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所以她只向学校投递了简历。接连被几所学校拒绝后，她非常伤心，甚至还哭过一次。后来她终于拿到了一所很好的中学的申请信，也有了户口，也算是稳定了。对于我来说，我似乎有更多的机会，但我也更纠结。
春天，我在两家报社实习。一个是某文化报纸的。工作很轻松。你可以自己出去采访、写文章，也可以把邮箱里收到的好的来稿整理发表。我在这里呆了三天，主要工作就是给作者寄样本出版物。我把报纸一张一张地装进信封，然后把邮寄地址写在外面。
第四天，我接到另一家主流报纸副刊的电话，开始转去那里实习。第一天去报道的时候，下着雨雪，道路泥泞。那时候北京的地铁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坐了两次公交车，花了近一个半小时才到达报社。虽然我迟到了一些，但我已经是第二个到达的人了。这家老牌大报的副刊刚刚换了负责人，一下子就聘请了四名实习生，准备大干一场。负责人给每个人分配了一个工作站，工作站上有一台全新的电脑。
当我坐在电脑前整理资料的时候，我有点兴奋——这么多年，我都用二手电脑，从来没有用过新电脑。新电脑的速度和网络都超级好，我幻想着可以在这台电脑上做很多事情。
一整天都在下雨下雪，晚上回学校的路更加艰难。到达学校已经快八点了，我已经很饿了。长时间的通勤削弱了我对这份工作的期望。更重要的是，我妻子当时确认的工作就在北京的西北部，与地图上的报社办公室正好是对角线。即使我们中途租房子，我们两个人上班还是很困难。
犹豫再三，我给报社负责人发了信息，说我不能再继续实习了，并非常感谢她。负责人的回复是：抱歉，希望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
停顿了几天，我又收到凤凰网的通知，同样邀请我去一档文化脱口秀节目实习。当时，凤凰网的办公地址仍在农科院。从北京师范大学骑自行车只需要20分钟就到了，路过我们常去的金五星百货。从距离上来说，比前两个地方要理想得多。 。
我在那里实习了几个月。节目负责人确定采访嘉宾，我根据嘉宾情况帮助主持人梳理问题；采访结束后，我根据速记编写了一份新闻稿，并给每个段落加上了一个有点令人困惑的副标题。网站工作经常需要加班、熬夜。往往到了晚上10点多，大家的工作都差不多结束了，就会点几盒吉野家的快餐当夜宵（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种有名的快餐） 。
主编说，如果加班的话，可以填写加班单，拿点加班费。我一开始很诚实，每次都填写。后来主编说，刘婷，你不能每次加班都填写加班单，老板不会签字。我刚刚意识到，很多政策和法规并不能真正严格执行。
有一天主编在MSN上问我（是的，当时职场上流行用MSN代替QQ）：“婷，你理想的薪资是多少？”我知道该网站正在考虑留住我，所以我根据当时的期望提供了它。我从一些同学那里得到了信息，回复了他“5000”。他回答说：“我可以保证和领导谈四千没问题，但是五千就很难了。”
我感到有些失望——当时我还抱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情怀，而那几年确实是网络文化的繁荣年月。大批传统媒体高管跳槽网站，各种网络文化节目层出不穷，社会反响良好。
正当我犹豫的时候，我接到了海淀黄庄的电话。是人民大学出版社，他们也让我过来实习——距离我向他们投简历已经过去半年多了。
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工作地址离我女朋友工作的地方比较近，见面比较方便。在出版社当编辑也是我最初职业规划的选择之一。做出决定后，我告诉了主编，并和凤凰网的几位同事吃了一顿分手餐。
当时我还有一个本科同学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同部门实习。他学古代文学，我学文学艺术。我一直很好奇这些单位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是否录用我。等我们熟悉了之后，我询问了出版社的领导，但领导并没有明确表示。
后来听同事说我其实并不是第一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我的同学。他来自北京。然而他只呆了不到一周，就找借口离开了。成为北京最著名的中学之一的老师。
我觉得这很有趣——当凤凰网招聘我实习时，我并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但当频道主编把我的简历给当时凤凰城的主编看时，主编大概会说，“这个你也来看看吧”，我就到了。总有我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总是替补上场，但最终成为进球的人。
决定去出版社后，我和朋友裴亮就开始找房子了。我们在同一个宿舍里住了七年了。一年后他要去日本留学，正在新东方学习日语。找房子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我每天上网查资料，然后联系房东或二房东，骑着自行车在气温30多摄氏度的北京去敲那些陌生的门。
我们两个人看了大概五六个地方，终于在三环联想桥附近找到了一个。这是一座很大的房子。我们租了一个小房间，只有十平米，容不下两张床。
房间有一个阳台，上面有一张几乎占满了空间的大桌子。我们问其他租户是谁把它放在这里的？众人都摇头表示不知道。我们无法把它搬出来，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它留在那里，做一张尴尬的餐桌。我睡在床上，裴亮只能睡在阳台的桌子底下。后来回老家放下档案，裴亮在金五星订制了一张铁床双层床，我们两个人终于安定下来。
联想桥下的集体生活
联想桥距离海淀黄庄不远。按照大学时的习惯，我去江洼城买二手自行车。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自行车都是在那里买的，据说那里的自行车大部分都被偷了。但这一次，经过多年的整治，街上不再有人出售黑车了。我狠了心，花了200多元从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车行买了一辆新车。
我经常下班后骑自行车去女朋友的学校找她，在她学校的食堂买个简单的饭菜，在小桌子上头对头地吃。吃完饭，我们就去校园散步。
这里应该是北京最美丽的中学校园之一。有一个池塘，荷叶茂密。夏天，青蛙蹲在荷花上，仰头叽叽喳喳。还有几只猫在员工宿舍外穿梭，见人就喵喵叫，我们就给它们买了两根火腿肠。后来，母猫生下了小猫。
七八点钟，天色暗了，凉了，我又骑上自行车，沿着车流还车流的中关村大街跑，回到了联想桥下的小房间。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宿舍，住在自己的狭小空间里。
每天早上，我和裴亮大约在同一时间起床。整栋房子住了近十个人，卫生间只有一间，经常要排队洗澡。我们住在23楼，窗外就是三环路。日夜车声喧嚣，真如尘土飞扬的世界。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总觉得自己离所谓的社会还差一步。但这一步还很遥远。
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和同一个房间的其他室友都熟悉了。隔壁房间里，几个月内来了三批房客，有男有女。隔壁的另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个姐姐和她的男朋友。姐姐在对面市场开了一家花店。 ，经常带回一些卖不出去的花，修剪枝叶，送给我们；客厅里用隔断隔开的仅5平米的狭小空间里，住着一个年仅20岁的小女孩，每天都撅着嘴。嘟哝着，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学德语。她并不是去德国学习，但她打算在六个月后去那里嫁给一位年长的德国人。
房东后来还把厨房和一个房间隔了出来，住的也是一个女孩。她说话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她经常在走廊里和别人大声聊天，打电话，说昨天去了哪家酒吧，中秋节买的大闸蟹。一点也不胖。某处有卖衣服的。
有一次，她出差。这几天，房租快到期了。中介来催她交房租，却找不到人。他神情凶狠地敲响了她的房门。当她回来时，经纪人又来了。她说她只会再呆两天，因为她很快就要换工作，更何况她还有一个月的押金在经纪人那里。但中介不同意，并让她立即交房租，否则她的行李就会被扔掉。女孩跟他们争论了半天，经纪公司又叫来了好几个人，个个都很凶。我们都聚集在一起，请求该机构宽恕。最后，女孩突然喊道：“我不租，一天不租，押金我不要。”然后她哭了，搬了东西，连夜离开。
从此以后，我对经纪人就不再有好感了。一年后我退房时，中介以各种理由扣押押金。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那些人的脸。
在这种集体生活中，人际关系比大学宿舍复杂得多，但这些年轻的陌生人往往会产生相互同情和温暖：他们共用一个狭窄的厨房，做饭时也达成一致。非常错愕。
我们安排和隔壁的花童和德语女孩一起做饭，但是三个房间太小，无法同时容纳五个人。所以煮完之后，饭菜还是分成三份，各自带回屋里吃。这就是堕落之人之间的友谊。
春节过后，我们从老家回到北京，发现德语女孩的房间已经空了。卖花的说她已经去德国了。她还表示，虽然德语女孩嫁给了一个年长的外国人，但那里有一座带花园的大房子，而且她结婚后不需要工作，可以做一名全职家庭主妇。从她的语气中，我听到了一些渴望，一些同情，还有一些困惑。
看来那段时间她和男友的感情出现了问题，因为偶尔会听到她哭泣的声音。她手中美丽的花朵可以装饰房间，却装饰不了她受伤的心。
第二年夏天，距离房子到期还有一个月，裴亮顺利赴日留学，我也搬进了妻子的学校宿舍。当我离开那个小房间的时候，我不禁心里有很多的不舍。它包含了我初入社会时经历的所有情感，青春尾巴特有的悲伤，工作后的劳累和疲惫，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迷茫。 ，都在这间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发酵。那些陌生人和他们的生活让我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有了初步的认识。几年后，一本叫《蚂蚁部落》的书突然流行起来，社会开始关注那些群居在城市地下室和隔断里的人们。这里的年轻人。
后来，我从三环路或者便道上坐车，无数次经过联想桥，我总是本能地抬头看看我曾经住过的那栋楼。我还能一眼认出23楼的窗户。我知道，那一年我一定是趴在窗前，看着环路上驶过的车辆，感慨万千。
海淀黄庄快把我掏空了
与我在联想桥下23层的住所平行的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刚进出版社的时候，没有自己的工作站，所以我坐在一位正在休产假的女同事的座位上，直到她回来工作。这里的主要出版物是大学教科书和学术书籍。出版社有规定，新员工必须在文案编辑岗位上工作三年，才能转为企划编辑。据说，此前，他们在第一年只能做校对工作。
我对法规没有太大问题。很快，我接手的第一份手稿直接奠定了这个职业的基础：那是一本关于笛卡尔的翻译手稿。它是从法语翻译而来的。翻译是一位女士。她的法语或许不错，但我的中文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我对法语一无所知，浏览了一下手稿，几乎听不懂一句话。我的任务是编辑它，以便读者能够理解它——不是理解笛卡尔的理论，而是理解那些理论。这是一个复杂的句子，有主语、谓语、宾语和确定状语补语。我当时就有点后悔了。我想我应该去看那份报纸，或者至少留在网站上。
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写这篇约20万字的手稿。在部门周例会上，我会汇报上周做了什么以及本周计划做什么。我总是说的是：上一周我在读笛卡尔，这周我会读笛卡尔，下周我仍然应该读笛卡尔。
我每天平均写的稿子只有5页。我有一种西西弗斯般的感觉，甚至一度怀疑我的编辑生涯会随着这本书而结束——不顾语法问题和句子问题，只是一个洋名，而译者却能在网上出现四个中文翻译。同一页。
按照我平时的做法，我列了一份大约五十、六十页的清单，有近千个问题。我要求译者重新翻译那些实在看不懂的句子。她很认真也很谦虚，把所有的东西都重新翻译了一遍发了过来。然而，重新翻译的句子仍然无法阅读。
最终我放弃了努力，只能依靠其他各种方法来纠正，以保证句子尽可能的通顺。这篇手稿的直接后果就是彻底粉碎了我对书籍的“神圣感”——我当然知道好书很多，但我不会再天真地认为出版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当书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责任编辑”后面写着我的名字，我什至有一种羞耻感，想把它挖出来。当时，一位编辑的这段自嘲言论在网络上流行，非常形象：“我是编辑，我可耻，我在为国家浪费纸张。”
笛卡尔的书直接奠定了我编辑生涯的底线。我以为我再也不会遇到这样的书了，但刚进入社会的我还是太天真了，不断地遇到各种稀奇古怪的稿子。 ：比如我编辑过几本关于写作的教材，但就写作而言，本书的原稿可以说是“写作”的反面教材；至于翻译，蒋介石变成了“张凯申”，“荒凉别墅”译成了“斯劳别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原来编辑和医生、老师一样，也是一份良心工作。在工作第一年的年终总结中，我问所有的同事：看稿子和看书一样吗？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我隐藏的焦虑——虽然我每天都在和文字甚至学术文本打交道，但我既不读书，也不思考。我会成为一个只会校对异同的木头人。这种焦虑促使我重新阅读书架上的小说、诗歌和学术著作。我也开始阅读最新的小说并尝试写书评。那段时间是我写书评最用心的时候。
在与这些手稿苦苦挣扎的同时，出版社想出版谢无量（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文学理论家、诗人、书法家）的文集，却找不到他的后人，也没有书籍和资料。 ——这个活动也落在了我的头上。
我在网上疯狂搜索，但一无所获。无意中看到四川一位老师的博客，提到他认识谢无量的孙女，于是赶紧在博客上留言。等了半个多月，老师终于给我回了电话，确认我不是骗子，然后告诉我谢无量孙女的电话号码。我给老太太打电话，得知她住在北京。我礼貌地解释了我的意图，她很高兴。不久之后，我就和总裁、部门领导一起去看望了她，把事情敲定了。
谢无量的书出版很早，市面上很难找到。我在旧书网站上找到了六七本小册子，分布在不同的商店，并以高价购买。其余重要著作如《佛教纲要》、《中国妇女文学史》等均在国家图书馆找到。
雨后的一天下午，我坐公交车去贵土取一些预定的书。国家图书馆的老图书馆昏暗而安静，空气中弥漫着旧书的味道。工作人员递给我几本书，并告诉我只能在借阅室看，不能带出去。我到处寻找以确保它是正确的，并问她是否可以复印一份。工作人员表示，这个版本不能复制，但可以拍照。我只能请她拍几本书的完整照片——价格奇贵，幸好出版社决定制作这套书，也愿意花钱。其他几本书是我请在北师大图书馆工作的朋友拍的照片。
就这样，我把能找到的书都找来了，编成了十卷。旧书都是繁体竖版。出版社还准备制作繁体中文竖版。我请了校对公司的人来做输入，但错误很多。我不得不动员同学们担任“校外编辑”来审阅这本书，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此时，部门的出版任务很重，俱乐部领导对这套书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 ，于是项目陷入停滞。
一段时间后，据称考虑到读者接受程度等原因，该书将再次制作成简化横版。那时，我已经成为一名全职文案编辑，所以我将相关工作转移给另一位策划编辑。她也挣扎了半天，书被转移到了另一个编辑室。几年后它问世了。已经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样了。看起来不错。
2010年，该部门有了新的领导班子。新上任的领导想写一些人文读物，就让我去做。这当然合我的意，所以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制定了一个庞大的选题计划，包括现行版本、介绍版本、学术书籍、散文论文等，大概有上百个。
出版社没有高手，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那时我对实际的图书策划一无所知，更不用说营销了。一位独立设计师的朋友在豆瓣给我留言，问：刘老师，需要书籍设计吗？我当时就想起来了，赶紧联系了他。
他是河北人，人很好。他不厌其烦地帮我改版面和封面。我总是在手机QQ上说不清楚，就去他租的房子的天通苑，在电脑上和他一点点调整。天通苑太大了，出了地铁站我总是失去方向感。这里的建筑一模一样，道路也一模一样。停车标志的名字总是围绕着天通苑，东南，西北，像一个巨大的生命迷宫，又像海洋中的一个小漩涡，让那些弱小的鱼虾不由得被困住。旋转。
看了一上午的电脑，设计哥带我去吃肉夹馍。每人吃了三个，一碗酸辣汤，我已经满头大汗了。他给我讲了他如何在西安学美术，如何和同学去北京打工，如何找房，如何与北京出版界的编辑打交道。
有时他会来出版社收取设计费或样书，我请他吃饭。有时我们会喝两瓶啤酒，讨论哪本书的封面最好。他帮我设计了很多书籍，后来转行到影视行业设计影视道具。现在我经常在朋友圈看到他设计的很多宣传海报。
当时和他同居的还有一个叫薇薇的女孩，是他的高中同学，也是学设计的。后来我请薇薇帮我设计了几本书，也介绍给了其他出版界的朋友。 2013年，薇薇怀孕了，当时她的妻子也怀孕了。她甚至买了一本怀孕食谱并发送给我。
但我庞大的出版计划很快就被搁置了。这类书的利润没有教科书那么高，出版社也不愿意在这方面投入太多的人力物力，所以从头到尾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我是策划者，是大部分稿件的编辑和校对者，同时也是营销者。我的感觉不是我精疲力竭，也不是我无能为力，而是我唯一的热情已经耗尽。
水滴落回起点
2011年的一天，我突然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这辈子就当编辑了，没有别的可能，工资都不够买房了，写作就成了越来越困难。
我认为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所以我申请了博士学位。事实上，这并不是一时兴起。当我硕士毕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必须要攻读博士学位，这只是时间问题。我并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攻读博士学位。硕士毕业后就直接毕业了，但当时本科的助学贷款还没有还完，二十几岁还没有工作。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必须工作。
另外，我们本科生宿舍有8人，其中博士毕业或即将毕业的有6人。只有我和海南岛的小康哥们还没毕业。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获得7个博士学位。
我开始了三十多年来最忙碌、最充实的生活。中午，出版社的同事大多搭起简易床或躺椅午休，而我则坐在工作站做英语考试真题。我考试的方向是现当代文学。幸运的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阅读这个领域的著作和学术著作。专业课不会有问题，英语是关键。我买了一本单词书，在上下班的地铁上背单词。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记忆力确实不如以前了，很难快速记住单词。
我问自己，我已经尽力了，但上帝确实在祝福我。 2012年，我回到母校攻读博士学位，铁狮子墓再次成为我的最终目的地。考上博士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支部领导和分管分会领导。总体思路是，如果俱乐部觉得可以的话，我愿意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继续负责原著。如果俱乐部觉得这样不好，那就算是正式辞职。
对于我来说，这个选择并不困难。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走哪条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领导同意我一边学习一边继续原来的工作。从此，在出版社写书、上学就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
2014年，出版社工作量大，学校最重要、最关键的就是毕业论文。由于生活的压力，我也接受了电视剧的工作。今年女儿也出生了，我也得在家照顾她。
但在这个最忙的时候，我对写作的感觉特别好，写了很多小说和散文。
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我没有休息过一个周末。我经常在早上6:30去出版社，从楼下麦当劳购买了6元的早餐，然后带到办公室去办公室完成。在8:30正式上班之前，我必须尽快完成该电视连续剧的一天。
从8:30到12:30，我们还可以有效地处理书籍的出版，包括复杂的云系统（出版行业中的一组管理软件），申请书籍号码，查看封面设计和阅读证明...简单的午餐后，我开始参加午餐时间，然后打字，写了一些小说或散文来调节我的神经。下午2点左右，我开始写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了节省时间，我几乎购买了所有我需要的参考书，然后把它们放在办公桌上。我可以随时阅读它们，并写下我想到的任何东西。在周末，我整天坐在书桌上写论文，终于通过了30万字博士学位论文的辩护。
在我博士学位的第一天程序，我对自己做出了解决方案：我永远不会推迟我的学业。在这段时间里，我就像一台超载的机器，没有干扰，并且全心全意地完成了我必须做的事情。当然，这将稍后透露 - 毕业后，我的体重最高，蓬松，以至于我看起来像是经历了艰苦的劳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开始遇到一些较小的健康问题，偶尔不得不去医院。
但是我仍然很感激，感谢我在这个困难中幸存下来，并感谢家人和朋友在场的无形力量。现在我考虑了一下，我真的在早上穿着博士套装，将女儿抱在怀里，并与妻子拍照时，真正长大了。
已经是2015年6月，又下雨了。我们从香格乘出租车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毕业典礼。拍摄小组照片后，天空晴朗，空气在北京很少见。
七年前，我就像一滴水。经过一段艰难的旅程，沿着巨大的海浪，穿过无数的峡谷，看到急流和危险的浅滩，我回到了拥挤的海洋。我从鲨鱼的嘴里滑了下来，与海豚跳了起来，然后被炎热的阳光抬起水蒸气，藏在云层中，漂浮在地球上方。这云到达北京上方的天空，到达北京师范大学的首都广场。此时，我静静地掉下来的水，在广场上的莲花叶上搅动了小溅。我完成了一个小的轮回，一滴水返回了海洋，然后从海洋返回，回到出发地，以重新开始。
下一站是哪里？
下一站也位于Metro 10号线上，称为 Lake，该地方也以其名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