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树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022年7月8日，朱宗斌先生去世，享年九十二岁。这个消息是王铿弟兄告诉我的。我没觉得突然。毕竟这么大年纪了，有一天死掉也不算意外，但我还是觉得难过。悲伤的同时，也有遗憾，因为自从疫情发生以来，我就再也没有去看望过他。
我第一次见到朱老师是在研究生面试的时候。他个子不高，比较瘦弱，戴着一副浅白色镜框的眼镜。他善良、温柔、平易近人。这打破了我对北大教授不苟言笑、严肃、威严、凛然的想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蓝色束腰外套，它和白色、绿色一样，是20世纪70年代的流行颜色。这种颜色和款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不再常见。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采访的时候，它已经可以被认为是复古的“时尚”服装了。在我的记忆中，在北大学习的六年里，能与朱先生抗衡的人只有季羡林先生。朱先生也穿过其他颜色的上衣，比如棕色夹克，也戴过黑框眼镜，但对我来说，第一眼的印象永远不会消失。
朱宗斌老师授课
朱先生一生温柔善待人，善待他人，这是大家公认的。孟彦宏师兄曾作出经典评价：“朱先生的人品可以说是‘有口皆碑’，这不是描述，也不是笼统的说法，而是事实的记录。”据朱先生回忆，他曾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协助系主任邓光明先生工作。邓先生有时对他“不满意”，问他：“小朱，你眼里怎么就没有坏人呢？”嗯，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我有深刻的认识。 1989年秋天，我写信给一些老师征求考研的意见。有的老师回答问题，有的老师没有回答。祝您回复及时，热情周到，不仅解答了所有问题，还特意提醒我阅读《资治通鉴》，提醒我加强外语学习，避免大多数考生在远程时犯的错误。地区。信最后对我的工作作出指示，准备期间请大家保重。回复中的话语充满了真诚的关心，让人感到温暖。我读书的时候，导师很少和学生一起吃饭。在我的印象中，朱老师和田雨晴老师从来没有专门招待过他们的学生。但我参加工作后，朱先生几次请我和我妻子吃饭，并告诉我这是他必须做的。随后，他和夫人在中关院附近的果林设宴招待我们。当时，这是一家非常有名的餐馆，分店遍布京城。可以说没有地方没有郭林。可惜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两个了，但那场面却很温馨。但依然令人难忘。
朱宗斌先生与作者通讯录
作为硕士和博士生导师，朱老师是我学术研究的主导者。但他对我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学术，而是包括教学、做人等方方面面。可以说，他是为数不多的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朱老师对待他的学生就像对待别人一样温和、友善。然而，温柔善良并不意味着让学生为所欲为。 20世纪90年代初，剪刀糊编书风潮浓厚，书商特别关注北大师生。入学之初，朱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大意是作为老师，他不会参与这样的事情，作为学生，我也不能参与。我必须要专心学习，不然肯定会影响我的学习。后来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找题目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有一次，我偶尔和朱老师聊到某个领域的老师如何给学生定一个题目，并要求学生跟着做。他听后说，我们三位魏晋老师（另两位是梁依依先生和田玉清先生）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魏晋南北朝的学生必须决定自己的学业。自己的课题，否则就无法毕业。我本来无意向他询问，因为我曾听过以前的学生说过这样的传言。但他笑着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却十分坚决，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恐怕也是徒劳。在他的“逼迫”下，我来回翻着书，苦思冥想。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对自己的硕士论文都非常不满意，但它对我来说仍然不是没有意义。在朱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迈出了这一小步，但却是我以后独立从事历史研究的一大步。
当时读研究生时，学分要求没有现在那么高，历史系古代史专业开设的课程也不多。在我修过的学分中，朱老师的课程最多，分别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法制史》、《中国古代史学史》、《魏国史》。晋南北朝”，占近三分之一。 ;如果加上《资治通鉴》课程的六个学分，就将近一半了。
上课的朱老师精神抖擞，声音洪亮，银钩铁画黑板写字，精神抖擞，时而比划手势，颇具感染力，与课后的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很难想象，他那略显瘦弱的身体里蕴藏着如此强大的能量。下课后，他的眼镜框和袖子上常常沾满粉笔灰。这时，经常有学生围住他，向他提问。这样的场景总让我想起穿着工人蓝色衣服的老工程师在车间里认真细致地工作。当我开始教学后，他具体的教学方法和他所传达的做事态度让我受益匪浅。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讲座大纲
课程开始时，朱老师会给学生一份油印的资料，包括讲义大纲、参考书、复习题等。这已成为当今程式化大学教育的制度要求，但在当时，这是很少见的。古代政治制度是朱先生最勤奋、贡献最多的研究领域。课程内容新颖，寓意深刻。无论是初学者还是已经涉足的人都可以从他的具体研究和宏观见解中得到所需。 。我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认识就是从这门课程开始的。史学，特别是法律史，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在教学过程中，朱老师梳理线索、构建框架，条理清晰，同时也融入了许多自己独特的见解。以后我会涉足法律史，这和这门课有很大关系。至于魏晋南北朝史，则是朱先生最擅长的研究领域。不用说，课程非常棒。后来我开设了这门课程。这门课程无论从结构还是内容上我都吸收了很多营养。
周以良老师用“听了一次杨小楼的代表作”来形容陈寅恪老师上课的精彩。朱老师的课程内容丰富，逻辑严谨，充满魅力。听他的课是非常愉快的，也是一种极好的享受。
《资治通鉴》这门课不是在课堂上讲授的，而是读书课，在朱老师家的书房里进行。读书的时期是从秦朝建立到隋朝统一。每两周讨论一次，每次讨论十卷，总共三个学期。朱老师带我们读《通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师生之间自由、平等的学术交流。学生可以自由提问、自由评论，中间没有界限。他耐心而细致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在他看来，只有问题和问题的区别，但问题本身并没有幼稚或深奥、简单或复杂之分。如果我们没有问题，他就会问我们。以他的性格来看，他应该没有监督学生读书的意思，但对于知识储备几乎为零的我来说，这个方法有点像“照妖镜”。如果两周没有看《通鉴》，很难不注意到变形。
在问答环节，朱老师经常从书架上翻出相关历史书籍，向学生们展示历史资料；有时需要的书就在隔壁的卧室里，他就不厌其烦地在书房和卧室之间来回。历史考证有根有据，无一言无出处。通过这样无声的教导，它已经在学生心中扎根了。他展示的史料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汉书·天文志》，里面充满了密密麻麻的注释。那时，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天问志》无非是一本天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忽略了它并且从未阅读过它。偶尔涉足的人发现很难理解它。而且，当时的历史研究者对这方面关注甚少。内容。但朱先生在给我们讲解《天问志》时，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独到的见解。不仅是《天文纪事》，史书上其他偏僻冷门的知识，他都能讲。在《我的中国古代史》中，朱先生讲述了自己学习历史的经历，强调需要了解一些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天文历法、科学技术、中外交流、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哲学和宗教。事实上，他对这些知识不仅仅是一般性的了解，而是深刻的理解，这往往体现在他的文章中，有的甚至被写进了专业论文。在我认识的学者中，很少有人能像朱先生那样学识丰富、渊博。
虽然朱老师早在我准备考试的时候就提到了《通鉴》的重要性，但当时我对历史研究了解不多，并没有太重视。在读书课上，在他的指导下，我逐渐加深了对这部经典著作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发展线索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王朝。这段历史的知识框架结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阅读课对我的影响超出了基本历史知识的获取。祝愿朱老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温和不厌其烦，为同学们的问题一一解答。师生之间自由平等的聊天式学术讨论对初学者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三个学期的学习和学习期间，师生之间的气氛自然而热烈。经历了这样的影响之后，我的疑问从零开始，从少到多。由此，我逐渐培养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对学术研究的信心也一点一滴积累起来。郑板桥有诗云：“新竹高过老竹枝，全靠老干支撑”。我自然很难比得上朱老师的学术境界和教学能力，但我的学术研究能够起步，能够步履蹒跚地前行，尤其得益于他在“学术界”的悉心支持和天然影响。 《通鉴》阅读课。参加工作后，我的态度以及与学生相处的方式更多地受到了他的影响，各方面都留下了他的印记。
朱宗斌先生在作者博士论文答辩会上
朱老师的课程要么是以往学术成果的积累，要么是后来转化为新的学术成果。因此，他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包括政治制度史、政治史、法制史、史学、思想史、文学史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令人信服的是，这些研究并非只是触及表面，而是标新立异、具有创新性，也不乏奠定基础、开创性的工作。
《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是朱先生的代表作，是政治制度史领域的经典著作。书中对历史事实的考察是粗浅的，结论很容易得出。其“以史论理”的深厚能力令人惊叹；至于见解新颖独特，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不打算在这里对这本书做全面的评论。我仅根据孟彦红对“本书是近年来学界极力倡导的‘活的制度史’研究方法”的评价，并结合朱先生的其他文章作简要的补充说明。
就制度的发展变化而言，从纵向来看，朱先生特别注重追本溯源。在他的笔下，任何体系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各有渊源，相互联系，经过扎实细致的论证，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绝不是突兀的。从横向上看，他特别注重分析同一时空下各种系统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关系从来都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有冲突、有对立，也有协调、合作，制度就在这里。这种流动的关系有变化和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在《西汉宰相制度变迁的原因》一文中对中朝官制、大臣制与宰相、三公的关系的分析论证。由此，读者可以充分体会到各种系统本身的灵活性。以及机构关系中存在的灵活性。制度变迁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人事活动密切相关的。 20世纪50年代，钱穆曾指出：“制度是死的，人员是活的。死的制度永远不能完全匹配活的人员……中国历史上过去的制度传统都只沿袭了一两百年。”怎么可能不符合当时的人事呢？”言下之意是，生命系统必须与生命人事相配合，系统因人事而变化。朱先生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与这一观点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他的制度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当时人们的人际关系、政治活动、社会背景乃至性格的另一种反映。 。例如，他对中朝官员的分析指出了汉武帝时代及其后的时代差异，其中时代背景和皇帝个人性格都发挥了作用。又比如，他发现《文官辞林》中所载的金元皇帝的圣旨都是以“门下”开头的，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从这个时候开始，圣旨必须经过门下，而门下行省则有审查法令的权力。但历史记载中并没有具体事例证明这一点。他巧妙地将这个问题与王、马之间的政治冲突以及王导担任尚书、中书监的职务联系起来，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结论。但他并没有硬性对待这一审查权，而是特别指出，这一审查权在东晋时期并未固定下来，直到南朝才成为正式制度，驳斥权的性质也从限制权臣转变为限制权臣。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对这种制度的兴衰及其作用与人事、政治活动的密切联系的考察，几乎贯穿了整本《宰相制度研究》，而在《中外督军》中， 《外国及其性质与作用》和《魏晋南北朝大臣左丞》在《纠责考》、《论中国宗族制度》等文章中也多次体现。魏晋南北朝”。
系统规定与实际操作可能存在差异。朱先生研究政治制度时，关注的是机构构成和官员权力的相关规定，但更关注它们的实际运作。 《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政权权力发展的总趋势》一文，首先对两者进行了明确区分，指出制约皇权的具体政治制度是经过历代王朝反复经验总结而最终确定的。 ;君主实际行使权力时，可以超越任何制度规定，不受任何限制。 《宰相制度研究》对汉魏时期的尚书、中书、门下三公进行分析，最终落实到执行层面，从执行情况的变化来探寻制度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朱先生非常重视文件的传阅。 《礼歌歌》中很少有人关注礼记。他详细分析了这份礼记，阐明了太常寺、大臣、部属、太子/皇帝之间行政文书流转的复杂过程。 《刘宋时期中央机构政务运作的实际状况》得到了相当详细的揭示，对尚书大臣制度的固定性得到了充分而有力的证明。 《高昌公文杂考》对高昌国的公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这并不是一篇专门考察高昌国公文的文章，而是将其与中原公文进行了比较不仅厘清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揭示了作者之间的模仿、模仿和差异，也厘清了中原政权重要文献的运作和流通。对于文献名称和内容中许多晦涩概念的考察和分析，对于后人了解这些文献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几十年过去了，随着简牍、文献等考古资料的不断出土，文字学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已成为“显性科学”。不过，朱先生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他的学术活力和对该领域的贡献不容忽视。
通过他的分析，朱先生所有作品中所涉及的政治制度并不僵化、死板，而是具有灵活、活泼、丰富多彩的特点。制度有其源流、盛衰，与政治事件、人事变动、人物性格、文献流通乃至思想观念有关（更多内容请参阅《论我国封建专制君主制发展的总趋势》）儒家思想的信息与两千多年来皇权的变迁（关系分析）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在他的笔下，政治制度充满了活力。钱穆先生强调，制度的讨论要与人事活动相协调，朱先生就是这一倡导的践行者。当今学术界流行“活的制度史”这一概念。除了人员之外，还强调了很多其他因素对系统的影响。朱先生从多层次、多角度观察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无疑是“活的制度史”的先行者。
法律史研究是朱先生取得突出成就的另一个研究领域。 《“迿”字新释》首先驳斥了“迿”字与音乐相联系并引申为法律“律”的简单说法，然后从字形的构成入手，指出“迿”字“”由手执笔描绘甲骨器物组成。“”的形引申出指绘图工具——笔，有区分之意。进一步验证，以“迿”为词根的汉字可能与“迿”同义，或者演变为指界限、规则、等级等，从而阐明了“法”之所以具有规范等含义。和标准，甚至被用作法律的“法则”。文章很短，只有六千字左右，但却解决了法制史上很少有人关注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在此文的基础上，《论我国古代“变法为法”问题》一文，通过严谨细致的研究，否定了商鞅“变法为法”的确定论，并将时间定在260年之间。公元前和公元前 252 年。时间;并通过分析战国时期音乐社会中介功能的强化、度量衡的逐渐统一和推广、“六”字与“律”同音等问题，长期以来在政治、法律领域的使用，深刻地说明了“律”字取代了许多其他词语，这也是它成为古代成文法典中特殊词语的原因。这两篇文章不仅显示了朱先生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博知识和历史研究能力，而且还缺乏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素养，难以彻底考察和解释相关问题。 《略论晋律的“宽俭”、“周备””和《略论晋律的“儒化””两篇长文，是朱先生法制史的代表作。他们从两个方面解释了《太史典》的大变化。
众所周知，《晋典》内容广泛、简单，但具体情况却很难理解。朱先生考察了全省重要规定的一些具体内容及其针对的不同社会阶层，《周北》在法令划分、条文体系和法律术语的完整体系等方面的表现，还回顾了金国“宽简”的法律。对其目的以及为何能够“完整”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晋法儒化首先是由陈寅恪先生总结的。后来瞿同祖先生在系统论述古代法律儒化时，从法律从业者的儒家素养角度对晋法儒化进行了补充，但还是相当简短。朱先生最大的贡献是确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内涵，即对晋法“礼”的精神和规范的吸收。他考察了晋律从汉代礼法二分到唐律“礼一则”的历史发展过程，论证了晋律承前启后的本质。及其在《唐律》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随后对晋律“官死后丧三年”等六项具体规定的分析，则是对晋律在法律上运用礼法的进一步阐释。从此，“晋法儒化”不再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概念，而是有了具体的衡量标准。同时，儒化的具体内容也被更加清晰、深刻地揭示出来。这两篇文章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早已成为魏晋法制史研究者必读的经典文章。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汉晋法律精简之路》一文，探讨魏晋法律与学术思潮的密切关系以及晋法律风格的形而上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两位文学的影响。
祝王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目标明确但无固定计划。所谓明确的目标，是指一生完成一百万字的成就；所谓无定案，就是不会拘泥于一个几乎没有意义的话题，而必须写出一篇系统的、完整的文章。专着。 《蔡步蔡斋史学丛书》共收论文三十六篇。这些研究涵盖了先秦至明清时期、跨越多个领域。可想而知，话题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是很自然的；即使是比较重要的政治制度史论文，也大多以“各自为政”为特征。历史论着往往难以兼具系统性和独创性，而“理论立足历史，求新求新”正是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宗旨。如果两者不能平衡甚至矛盾，他宁愿放弃系统性而追求新的思想，也不愿追求新的思想。这并不是为了系统性而牺牲新颖性。事实上，他的课程讲义从来不缺乏系统性，而且充满独到的见解。如果编成专着，也不乏学术价值，但他只是从《政治制度史》的讲义中摘录了与宰相制度研究相关的内容，以专着等创新内容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 《宰相制度研究》虽然系统、完整，但并不是他强烈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多年自然积累的结晶。因此，与现在很多追求系统性却缺乏新意的专着不同，本书没有任何地方没有经验，也没有任何地方有新意。事实上，他的几篇《史记》长文也充满了新意。如果结合课程讲授，稍加补充和完善，可以成为一本比较系统的汉史专着，但也得像《宰相制度研究》那样，让整本书充满了内容。新的想法，朱先生能做到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以论文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很多人做研究，特别注重在某个领域的“坚持”。有时他们被怀疑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朱先生则恰恰相反。他在对待研究对象时常常“见异思迁”。 。或许是由于学识渊博、兴趣广泛，他的研究从不局限于固定的领域或时间段，像工匠一样反复创作出非原创的作品。相反，他在不同的领域和时间段之间自由切换。 ，不断推出创新杰作。这也是他的研究课题大多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原因；但他以“新意”为最终目标，确保每件作品都是独特的、新颖的、不牵强的，给人感觉水到渠成、水到渠成的原因。优秀的历史经典从来不是为了写作而写的，也不是强行的结果，而是自然形成的。这在陈寅恪、唐长儒、田玉清等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朱鹤先生也是杰出代表。
简洁凝练的文风是朱先生作品的又一显着特点。他的论文不追求段落之间的自然联系，也不追求语言的感染力。在讨论问题、原因和表现时，他们常常用中国数字、阿拉伯数字和天干来表达，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层地表达。然而，层次却极其清晰、分明。他的作品就像一捆捆的钢丝，精干、干练、充满力量，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删减的字。有人认为这种风格与《宰相制度研究》脱胎于讲义有关，但他在课堂上没有讲过的论文也有同样的特点。我认为他性格的单纯和自然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他关于纸张表达的建议。他说：“他面前有简·博赞（Jian Bozan），田·尤克（Tian Yuq）在他身后。”撰写流利而传染性的历史论文的两个人就是这两者，但这是无法通过故意追求来实现的。论文最重要的是彻底推理。清晰，只需清楚地说明论点和论点即可。实际上，田先生也非常重视写作的简单性，他的表情使人们的感觉无法删除一个单词。不同之处在于，田先生的“无法删除的话”是关于阅读之美的。朱先生的“无言语可以删除”是根据博览会的内容而言。田先生的写作风格的优雅和简洁性是一个很高的水平，朱先生的写作风格的简单性和简洁性也很高。
朱先生将他的学习室命名为“凯凯·盖伊”，这意味着他不能在学业上成为“凯”，但他必须追求“凯”作为目标。这是他的学术定位，他是自我尊敬的。陈述。如果我们一起看他的教学，学习和人类的行为，他将更加适当地评估他对名望和财富，简单，自然和善良的漠不关心。
Zhu 先生（左），Tian 先生（中）和作者
先生，我希望您在没有任何名望或财富的意图上进行研究，只遵循基本的学术要求以及您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然后自然地读写。他不会撰写不够创新的文章来积累重量以进行工作评估。撰写文章后，他没有太多注意出版的地方。有些是在当今不被认为不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的。一些会议程序包括今天的许多人弥补了这一场合。与他的岁月相比，即使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要求手稿祝他生日，他也不会拒绝。文章“关于WEI，Jin，和王朝的氏族系统的审判讨论”长70,000至80,000个单词，并且内容丰富。关于氏族系统的讨论既全面又系统性，并且是深入且详细的。它可以在期刊上发表，也可以编译并补充为专着，但是它被包括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五卷“中国一般历史”中，该书由所有人出版。对于大多数研究人员来说，这很难做到。但是，朱先生这样做可能并不困难。所谓的“文学就像一个人”，他对学术的态度只是他的本性的改变。
实际上，朱先生是“像他的角色一样的人”，他的生活方式非常简单且不教育，他并不努力为物质生活而努力。他在外面穿简单的衣服，他的家有水泥地板，基本上没有装饰。这房子被称为三间卧室和一间客厅。实际上，客厅只能容纳一张小餐桌，卧室和学习室也不是很大。整个房子很小，狭窄。后来，北京大学在建立了一批新的住所，大多数老师都搬进来。但是，朱先生仍然住在中国岛的一所老房子里，它很老，没有电梯，只是因为他很老，而且很老了不方便上楼。从其他人撤离的二楼转移到二楼。他的收入确实不是很高。如果他必须努力工作，他可能负担不起，因为当时的房价不高。但是，外部事物的负担与他简单和冷漠的本性背道而驰。在不情愿和自然之间，他宁愿选择后者。我希望他过一个简单而简单的生活，但他总是对别人慷慨。当我毕业时，他觉得薪水太低了，他想帮助我。我拒绝了，但他不允许。为此，我没有什么可偿还的，我只能记住老师的美德，并在内心深处感激。
Yu Zhu先生自然而然地帮助他人。他不仅不要求任何回报，而且对毕业后拜访学生等琐碎的事情也感到不安。即使他住在六楼，他仍然坚持说再见时派学生下楼。妻子感染了阿尔茨海默氏病后，80年代的朱亲自照顾了她。当学生来访问时，他会仔细问他们要停留多长时间才能提前准备，好像他担心失去礼节一样。朱先生总是把学生视为平等，这与天先生不同。我记得有一次蒙田先生将书作为礼物出现时。田先生用开玩笑的语气问扬洪弟兄，他是否可以在铭文上写“ 兄弟”。检查“。礼貌不是一个伪装，而是对我开始工作的一贯态度，我有时很忙。 t经常拜访他的流行病，我与Yan Hong弟兄拜访了他，但最终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机会。再也见不到他。
孔子对Yan Hui评论说：“一篮子的食物，一堆饮料，在后排小巷里……即使回到家后，欢乐也不会改变。”我希望Yan Hui先生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度过贫穷的生活，没有丝毫渴望争夺名望和财富的渴望，并享受他在世界上悠闲的旅行。教学和奖学金中确实有Yan Hui的风格。在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天先生来祝贺他，并说他肯定能够写一本书，例如“ 道教的收藏”。 “ ”是由周·尤戈（Zhou ）104岁时撰写的。祝贺信息是从这本书中巧妙地借来的，这是非常规的，具有深刻的艺术概念。它不仅希望周先生过着长寿，而且还意味着他对学者的不懈追求。对卓越的追求也意味着赞美他的崇高性格。朱先生没有超过一百年，没有写这样的书，而是总结了他作为一个人，学者和老师的生活，他确实值得评估“乔·温·道”。
7月19日，朱先生的家人和学生将他埋葬在的公墓。整个公墓都处于露台的形状。他的坟墓位于顶层的最后一排，靠在山墙上。它装饰有一排黑白钢琴钥匙，简单而自然。在他的一生中，朱先生被藏在所有生物中。他并没有寻求杰出和独立，而是过着普通，简单和自然的生活。但是，他的崇高本质与普通百姓完全不同。他可以被称为伟大的隐士和一位真正的绅士。他的墓地是坟墓之一，并不突出，但它独立于坟墓，这与朱先生通常的生活方式一致。我相信那排钥匙的音乐是和平与自然音乐，它将永远伴随着朱先生在天堂。
朱·宗宾先生的坟墓
2022.08.07在
自Zhu 先生去世以来是一个月，我写这篇文章以纪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