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百年的考古调查和发现证明,中国在六世纪中叶就开始使用石头作为传播佛典的媒介。正如安阳小南海石窟经刻铭文所说:“经刻于石,传于不朽”。由于纸质文本脆弱且易修改,金石学被视为长期保存佛经的首选载体。随着佛教在中亚和东亚地区的广泛传播,佛教石雕材料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它们不再局限于佛教经典的版画。大量与佛教相关的碑刻、墓志铭也不断涌现,成为研究当时佛教传播的重要资源。有关社会信仰状况的重要信息。
研讨会海报(智愚大师制作)
2019年8月20日至21日,“佛教金石学、中亚和东亚佛教金石学的保存与研究”研讨会在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举行。本次会议由旭日全球佛教网主办,北京大学佛教经典艺术研究中心、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升上云端”项目、龙门石窟研究院.
本次研讨会,来自东亚、欧洲、北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齐聚牛津大学,从宗教、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个角度展示了他们对不同佛教石刻材料的研究。和理解。会议分为“石雕造像”、“石雕区见的佛教”、“佛教墓志铭”、“佛教石经”、“佛教石雕材料中的禅密”、“士大夫与皇家”。佛教石刻中所见的女性”。 、地方网络和神圣叙事”以及其他六个部委。各部门的讨论涵盖了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石雕材料。
第一部 石像
南京大学童灵在对武威天梯山石窟进行实地考察后,结合相关历史文献提出,以往认为北凉为地方小势力的观点应该是一种“边缘”或“狭隘”的误解。梁朝曾经控制了河西走廊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他认为,近年来新发现的造像与《高僧传》中记载的北凉王“为其母造六尺石像”的故事相吻合, “法源竹林”,却直接将她视为“太后”(巨曲蒙逊(从未自称皇帝)的女佛像是一种过度解读,源于对典型北朝造像的误解) - 制作句子结构,例如“made for...”。
南京大学童玲教授发言(本文照片均由武汉大学研究生李承鹏拍摄)
近年来,关于王朝的正统地位或合法性的讨论已成为中世纪史学界的重要话题。浙江大学孙英刚教授关注了北齐皇帝进行模拟燃灯、佛授预言场景的佛教活动的文献记载。文宣帝高阳曾在国内颁布圣旨,将高僧奉为佛法,让他们修行,以塑造他佛教转轮王的身份,希望从此加强他统治的神圣性。信仰与政治的双重维度。
浙江大学孙英刚教授发言
中国社科院陈志远注重细节,将“七代父母”作为佛经、造像、戒律中频繁出现的祈愿对象。他追溯佛教经典的思想根源,提出它不仅仅指现世。家族的七代祖先也受到印度佛教固有观念的影响,基于轮回的观念代表了前七世的亲生父母。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孙明丽从形象布局、表演内容、碑刻三个方面,仔细分析了重庆保顶山大佛湾南宋十八年《无量寿经》的变化。他发现此龛造像不仅在表现内容上,而且表现形式也与唐五朝时期四川类似的经变有所不同:即在弱化西方净土世界场景的同时,强调了九品重生场景,将施主代表融入十六观;它注重图像和铭文的结合。这种表现方式凸显了宋代佛教的教化功能。
第二节:石刻中的地域佛教
近年来,东亚佛教研究越来越关注材料所在地的遗存和历史背景。
北京大学王军以实地调查和文献比较为主要研究方法。他对盘山周边尚未被学界深入发掘的千香寺等佛教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对相似时期的佛教遗存进行了比较,介绍了遗址所体现的特点。佛教在辽代古冀州地区的传播和信仰状况,以期更加全面地了解该地区的佛教信仰,进而促进该地区寺庙碑刻遗址的发掘和保护。
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的张乃珠和北京大学的张成宇介绍了近年来龙门东山南麓出土的一部开元十年(722年)王维《数旦陀罗尼经卷》。他们还介绍了王维在经卷序中的表演。出于对佛教信仰的自觉。这件佛舍利的出土,不仅为龙门地区唐代寺庙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物,也为后人观摩这位唐代著名历史人物的书法提供了难得的文化瑰宝。
同样来自龙门石窟研究院的焦建辉介绍了唐代武则天至玄宗时期龙门石窟中出现的一组“夜刀造像”。他根据雕像记录中尊称的顺序和佛龛内雕像的位置关系,指出这些雕像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世俗化倾向。据推测,它是社会下层人士在皇家佛教信仰的影响下,对教义知之甚少,混合了佛经内容而创造的崇拜对象。展现了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期间东亚佛教的发展历程。特别的一面。
会议现场
第三部佛教墓志铭
除了石经、碑刻之外,佛教墓志铭也是研究佛教及其与当时世俗政治、经济互动的重要资料。
加拿大温尼伯大学的白四方研究了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比丘尼墓志铭——北魏史僧芝的墓志铭,证实他与三位皇帝和两位皇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北魏的母亲。他与当时具有政治影响力的比丘尼有联系和互动。同时,通过分析墓志铭中对僧芝修行的描述,可以推断她也受到了南朝佛教传统的影响。
罗格斯大学的朱俊琪 (JC Choo) 选取了两位唐代佛教信徒的墓志铭——《晚唐茅处士之妻贾氏墓志铭》和《前唐景苑总管》 《王朝三大夫》《朱国儒公墓志铭合序》——作为研究案例,指出墓志铭不仅埋在坟墓中陪伴死者,其内容也被更多的生者阅读和流传人们。这些墓志铭作为了解当时佛教徒社会活动、弘扬佛教信仰的重要资料,迫切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此外,美国里德学院的狄雷从谱系学和传记研究的角度比较了中唐时期佛教居士和僧侣墓志铭的内容和描述风格,并解释了作者如何墓志铭就是用适当的语言来描述与佛教有关的内容,以满足佛教徒的要求。
会议现场
事工 4 石经
众所周知,房山云居寺保存有大量佛经、碑刻,是反映当时社会形态和佛教信仰状况的重要资料。日本明治大学木泽康树通过整理《房山石经》六百卷《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碑文,介绍了从唐玄宗到清末三个世纪,幽州人的参与情况。唐朝。 《大般若经》刻经活动的情况,以及九世纪以后该地区出现的“盗版”活动受到关注,这对刻经事业的延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日本明治大学 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教授在深入研究《房山石经》所载的金代《一乘法界图诗一印》及“颜大师所作”落款后指出:这本雕刻的经书很可能是由信徒出资,他们重视文字的排列,将文字排列成“印”,以产生神秘的宗教效果。此刻除了对探讨唐代华严学者智炎、高丽宜祥等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外,对于了解辽金佛教徒的信仰实践以及中国佛教神相的象征表征也具有重要价值。文学。价值。
德国海德堡科学与人文研究所的文迪亚()选取了刻有文殊菩萨所说《波罗蜜经》的六世纪山东佛经残片作为研究对象。对铭文的分析显示了山东早期刻经供养者之间的关系网络,其中有的还与同期河北南北响堂石窟的刻经供养者有重叠和互动。此外,她在报告中指出,这部佛经的出版和传播与山西五台山后来的文殊信仰有一定的联系。
德国海德堡科学与人文学院教授( )发表演讲
第五部分 佛教石雕材料中所见的禅宗与密宗
关于东亚佛教禅宗和密宗的起源和传承的讨论,一直是佛教学者关心的问题。近年来,随着相关碑刻资料的发现,中晚唐以来禅宗、密宗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名誉教授巴雷特(TH)在肯定利用碑刻资料研究禅宗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对一些学者的观点进行了阐述和反驳。九世纪唐慎《利州药山顾惟言法师碑》的解读与观点指出,学者在利用碑刻资料研究佛教史的同时,还需要考虑碑刻所处的环境和历史背景。是在那个时候创建的。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TH)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刘永思通过考察《雍氏释迦牟尼舍利塔铭文》等辽代石刻、经柱等资料,判断了辽代道士“宣密圆通佛心”的年代。燕京寺”和黑水市文献。其年代可以追溯到1180年代,因为此时他的学术研究重点已从禅宗转向密宗。同时,通过道教对禅宗和密宗的不同态度及其发展变化,我们也可以一窥宋辽佛教逐渐显现的巨大差异。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吉强通过对朝阳北楼地宫出土的辽代佛经中的九部陀罗尼经的解读,探讨了如何认识十一世纪的辽代。同时,他还发现慈贤在翻译《佛说金刚杵毁寿陀罗尼》时,借用了《龙宫手册》的一些注解。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季强教授发言
第六节:佛教石刻中的士大夫、王室女子、地方网络和神圣叙事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仓本翔德(Shode )通过对比《唐代弘福寺已故大律师高德颂碑》和《玄奘回国前的长安佛教》,回顾了玄奘回国前的长安佛教。 《高僧续传》,并讲解了初唐弘福寺的发展和西明寺的修建过程。还讨论了道玄取代玄奘成为西明寺寺主的原因,是因为高宗和武则天着手削弱玄奘的权力和新旧派之间的竞争(道玄支持灵润等旧派)。学校)等复杂的历史原因。
学者们常常关注中世纪时期的文人和官员在佛教传播网络中所扮演的地位和角色。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陈锦华仔细研读了书法家颜真卿为福州宝应寺律寺戒坛书写的纪念文字,揭示了这位著名书法家的佛教思想及其在佛教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律宗谱系的建构。探讨以他为代表的唐代文人在宗教网络建构中如何挣扎于儒释道等多重宗教身份的认同。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发言
王室成员也常常是重要的捐助者,他们捐钱建造佛教寺庙和宝塔。浙江大学冯国栋解读夏宋所写的《大安塔碑刻》,展现了僧人妙善、道坚在宋初创建大安寺、护国禅寺二十多年的历程,并追溯这两个人和宋朝皇室的关系。政府高层交往密切。这些联系反映了宋初皇室与佛教僧尼之间的交往,特别展示了皇室女性如何参与佛教事务以及她们参与佛教活动的原因。
近代东亚的佛教碑刻也是研究佛教在该地区传播和演变的重要资料。新加坡佛学院吉云对新加坡连山双林寺现存碑文和碑刻的几处碑文进行了解读,并辅以报纸等史料,勾勒出双林寺修建及后来运作的原因。双林寺。他还指出,这座寺庙是华南地方宗教信仰,以及宗族、宗族、行业行会等帮派组织,是利用宗教神权权力来构建和管理基层权力的尝试。
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思想史研究所(亚洲)的李婵娜追本溯源,从民间流传的佛教支教故事出发,梳理了早期各种支教故事对这些支教故事的不同改编。印度教派,并探索这些不同版本的故事。它反映了各教派对佛僧优先的不同看法,也探讨了印度早期各教派之间对“佛”和“僧”的矛盾观点。最后,她结合印度石刻中所见的供养的实际概念,揭示了佛教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
会议现场
8月21日下午,陈金华教授在最后的讨论环节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与会学者还对今后的会议议题和项目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会议圆满结束。在本次会议上,学者们深入探讨了石刻材料作为东亚跨地区、民族和文化承载佛经的重要媒介的雕刻、使用和保存,以及它们在佛教传播和演变中的作用。发挥作用。此外,研讨会还就佛教研究和石刻材料研究的新方向进行了介绍和交流,实现了跨学科的思想碰撞和融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会议在参会人员的选择上也力求做到性别和年龄的平衡,让众多青年学者和优秀女性学者在本次国际会议上脱颖而出。
参会学者与精英班学生合影
此次会议也是今年牛津佛教精英班(2019年8月11-30日)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自世界各地从事东亚佛教研究的50余名精英硕士、博士研究生也有机会现场聆听。学者们出版著作并积极参与提问和讨论,进行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并与国际东亚佛教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建立了进一步的联系。这与主办方旭日全球佛教网在全球范围内弘扬佛教、推动佛教研究、选拔培养国际学术精英的宗旨一致,得到了与会专家和青年学者的肯定和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