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中山中路有一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凤凰寺。教堂内相传，这座古刹始建于唐代，宋元时期历经千年。是中国东南部四大伊斯兰教清真寺之一。寺内现存有古波斯文、古阿拉伯文的古碑21块，一百多年前就为学术界所熟知。然而，一个世纪以来，没有人能够完整解读它们，使其成为世纪之谜。
经过杭州市政协的不懈努力，国际顶尖科研团队历时数年共同努力，解开凤凰寺之谜，终于有了答案。
杭州凤凰寺
杭州凤凰寺望月楼
凤凰寺碑林
凤凰寺碑林内景
石碑4号
古庙之谜
凤凰寺又名“镇教寺”，因寺院建筑结构酷似凤凰展翅，故名。
关于凤凰寺的创建年代，说法不一。据清康熙九年重修的真教寺碑记记载：“寺始建于唐，毁于冀宋。元辛巳年，有有一位西域来的大师，名叫阿老丁，在杭州歇息，我看着废墟，慷慨捐资，以表复兴之举，以表敬意，修葺庑殿，使之繁荣。”
也就是说，这座寺庙始建于唐代，毁于宋末。元代，伊斯兰教著名人物阿拉丁开始重建，明代再次扩建、重修，最终形成凤凰寺的规模。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记》记载：“镇教寺，元代延佑年间，慧慧大师阿老丁所建，于文进坊南。”
寺内拜殿为元至元年（1341年）遗物。这是一座砖结构无梁大厅，上面覆盖着砖结构的穹顶。穹顶之上建尖顶，中间为重檐八角形屋顶，两侧为单檐六角形屋顶。具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建筑与伊斯兰建筑融合的特点。礼拜殿的后墙上有一个阅读台，中间有一块木制的经文，上面刻着《古兰经》的经文。相传是明景泰二年（1451年）重建时安装的。
凤凰寺作为中国沿海地区伊斯兰教四大古刹之一，在中国乃至阿拉伯国家都享有盛誉。如今，它也是杭州伊斯兰教信徒的礼拜中心。
这座古刹内藏有古碑21块。其中元代阿拉伯文古墓碑20块，明代古波斯文庙碑1块。它们对于研究杭州历史文化特别是伊斯兰文化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这些古碑长期以来一直引起回族经师和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从未得到充分的解读。
原因是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解读古代铭文非常困难。它不仅要求翻译者精通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且还需要熟悉变化多样的特殊铭文风格。而且墓碑上布满了花朵，很难辨认声音点。 ，往往差别只是毫厘之差，大错特错。
正因为如此，凤凰寺这些古碑上的铭文一直没有被弄清楚，成为杭州人的一个难题。
“世界天城”
在杭州的发展史上，宋元时期是其最辉煌的时期。南宋时，定都杭州（建都，名临安）。 1275年左右，人口突破百万，十分繁荣。
元朝时期，杭州作为江浙两省的省会，成为当时世界领先的国际大都市之一。来自中西亚、欧洲、非洲等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来到杭州，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由此，杭州开始展现出多元文化和高度的“国际化”。被当时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为世界上最美丽、最豪华的天堂之城。
此时，京杭大运河已成为元代商品流通的大动脉。大量商品涌入运河两端，尤其是杭州。大运河南端的地理位置对杭州的影响由此凸显。
在杭州，伊斯兰文化也极为繁荣。南宋以来，以“御道”旁的凤凰寺为中心，形成了繁荣的穆斯林社区。杭州凤凰寺保存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碑，见证了杭州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历史。
到了南宋末年，杭州穆斯林界有了相当的财力，开始在皇家园林“聚景园”购置土地，修建陵墓。从宋入元的周密亲眼目睹了当时杭州的穆斯林丧葬习俗。他说：“慧慧死后，就离开了聚景园，花园也回到了慧慧的主人身边。”元末陶宗仪在注中记载：“鞠靖远”。聚景园在宋元时期已成为杭州穆斯林墓地，并一直沿用至今。
菊景园位于清波门外，西湖畔。 “清波门外为南门，涌金门外为北门，六福坊入口为水门。”是宋孝宗在西湖畔修建的一座皇家园林。宁宗以后，聚境园逐渐废止。
此后，穆斯林社区开始购买和租赁这个废弃的花园并建造墓地。元、明时期称“惠惠墓”，清代又称“繁惠墓”。因回回诗人丁鹤年墓位于此，故有当地人称其为“丁氏垅”。 1911年辛亥革命后，当地政府正式将其命名为“南苑穆斯林墓地”。
因此，对杭州凤凰寺古代阿拉伯文和波斯文铭文的解读，不仅可以进一步研究伊斯兰教对杭州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而且可以重绘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融合。
经过数百年的历史变迁，阿拉伯墓碑仅存21座。凤凰寺收藏的墓碑无论石质还是雕刻都极为精美，而且墓碑的尺寸大多都比较大。从墓碑铭文的内容来看，相比泉州所藏的墓碑铭文，大多只包含墓主人的姓名、生卒年月，再加上一段《古兰经》或穆罕默德圣训的诗句，比较简单，凤凰寺里的墓碑上的铭文比较长，包括对墓主人生活的描述和一大段波斯诗歌，包含的信息量比较丰富。
事实上，杭州凤凰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寺内藏有一座明代波斯石碑，1911年在英国报纸上刊登。当时，聚景园穆斯林墓地仍保存完好。
1936年，白守义先生在《愚公》第11期发表文章，披露了民国以来聚景园一带出土的古代阿拉伯、波斯墓碑的情况，并出版拓片两幅。
《愚公》（双月刊）中华书局出版
1953年，聚晶园穆斯林墓园整体迁移，这21块墓碑随即被收藏在凤凰寺。 1974年，凤凰寺管委会在寺院左侧修建了一座小房子，存放这些墓碑和寺内原有的寺牌。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郭全美、郭群美在碑刻专家陈大胜研究员的帮助下，对这些墓碑进行了编号，并对部分碑文进行了解读。
在国际伊朗学术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伊朗研究系是传统据点之一。该校亚历山大·莫尔顿先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阿拉伯铭文解读专家，其弟子乔治·蓝天朗博士近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检索与波斯有关的历史资料。
2007年，蓝天朗来到杭州，拍摄了这些墓碑。回国后，他将这些资料交给莫尔顿先生开始解读和研究。 2010年，师徒二人在《清华园史》上发表了初步研究成果。同年，“天下天城——元代杭州研究论坛”在杭州举行。两位学者分别提交了《波斯诗歌中的元代杭州》和《聚景园回民墓碑》两篇论文。本文对杭州凤凰寺收藏的古代阿拉伯文和波斯文铭文进行了初步的概述和研究。这次由杭州市政协主办、中国元史研究会、杭州文史研究会协办的会议，立即引起了世界史学界的关注。
这些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宋代著名学者包为民教授的关注。他建议杭州市文史研究会组织力量开展此项研究。
2010年，杭州市政协开始解读这些古迹的碑文。 2011年初，时任杭州市政协主席孙仲焕认识到这些碑刻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他牵头组织，要求杭州市文史研究会和政协所属有关专门委员会联系专家，共同审查凤凰寺所藏的阿拉伯文碑刻。以及古代波斯铭文的翻译和解释研究。 2012年以后，新任杭州市政协主席叶明继续高度重视和支持这项研究，并在各方面为其推进创造条件。这个由杭州市文史研究会牵头，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研究团队，已开始深入正式研究。规划研究示范工作。
波折
按照分工，杭州市文史研究会负责组织碑文的解读和研究。经过多次接触，他与莫尔顿先生和蓝天朗先生达成了合作意向，并委托他们翻译。 2011年4月，蓝天朗博士再次来到杭州，与杭州市文史研究会正式签署合作研究出版意向书。与此同时，莫尔顿先生加紧工作，基本完成了碑文的解读和注释。
不幸的是，不久之后，莫尔顿先生被诊断出患有皮肤癌。在诊断时癌细胞已经扩散，研究工作被中断。 2011 年 12 月，莫尔顿先生去世。
虽然此时莫尔顿先生的研究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还有很多领域，尤其是注释，还没有最终定稿，需要根据他的线索来完成。铭文的解读也需要独立审查和校对。最后，还将所有内容从英文翻译成中文。事实上，这样的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并不比从零开始容易。
在此困境时刻，元史高级研究员、中外关系史硕士、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黄世坚先生给予了大力指导。他建议杭州文史研究会与北京大学学者合作。为此，杭州文史研究会联系了老朋友张帆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宝海副教授，请他们邀请相关学者参与这项工作。
对于杭州文史研究会来说，这是开展国际合作研究的首次尝试。在与众多学者交流、发表学术成果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和质疑。
为了顺利推进这项工作，杭州市文史研究会与黄世坚先生建立了定期联系，请他担任这项研究工作的顾问。杭州市文史研究会秘书长王利民，杭州市文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楼宜生、倪苏农、吴志坚等十多次上门请教黄世坚先生，讨论研究思路，确定研究计划。每当研究工作遇到困惑时，黄世坚教授都会不遗余力，花很长时间与研究会的同志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并提出非常专业的想法和建议，使研究的每一步都走得更远。本次调研的组织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继续前进。
令人感动的是，黄世健先生在身患肺癌的同时，仍然非常关心这个研究项目的进展，并对研究会给予了最直接的指导。 2013年4月黄世坚先生去世，导致研究会失去了一名高级顾问。
为了学习古代伊斯兰铭文研究的经验，2012年3月，杭州市文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宋传水带领杭州市文史研究会专程到福州拜访泉州阿拉伯铭文专家和研究人员。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陈大胜研究员还参观了泉州海外交通历史博物馆，学习伊斯兰古碑研究解读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当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帆教授、党宝海副教授、伊朗德黑兰大学金石学专家乌苏吉教授、清华大学波斯语系王一丹教授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专程前往杭州凤凰寺考察古碑。解释性研究。
回到北京后，中央编译局翻译周思成加入了工作。根据团队分工，王一丹、吴素吉负责校对碑文原文和莫尔顿解读，周思成负责整体翻译校对，党宝海负责中文译文校对，吴志坚负责校对。负责校对，张帆综合了研究成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于2012年8月基本完成。
为了论证这项研究工作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杭州市文史研究会召开了杭州凤凰寺古代阿拉伯文、波斯文碑文解读修订评审会，并邀请了该领域的权威专家对审查初步结果。
评审会后，北京大学研究团队根据学者的意见，对碑文的译文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修改，使稿件尽可能完整、准确。
2015年，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杭州凤凰寺阿拉伯文、波斯文铭文释义》。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在看到这套书的出版后表示：“杭州市政协联合多方力量，组织国内外学者开展这项研究，是一个强有力的举措。”站在第一线，推动杭州文化发展，作为杭州市文史研究会宗教历史文化研究系列的首部成果，首次对这21块碑刻进行全面解读和全面展示，体现了杭州宗教历史文化研究成果。该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
中华书局出版《杭州凤凰寺阿拉伯文、波斯文铭文释义》
发布会上，杭州市政协主席叶明表示：“这本书见证了元代杭州的包容开放和中华文化的多元。对于扩大杭州文化影响力、推动城市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刘应生对这一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一成果还原了杭州城市发展的历史——世界上最美丽、最奢华的“天城”时期的历史，证明了国际杭州当时的发展水平。
历史见证
杭州凤凰寺的阿拉伯墓碑，有的保存完好，有的则遭到破坏。根据碑文风格，墓主人的生卒年月等信息在最后一行，刻在墓碑的底部，比较容易损坏。
现存的所有年代信息均显示为元代。其他墓碑形状大致相同，年代也相差不远。墓碑上的铭文表明，这些墓葬的主人中有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人和土耳其人；他们的职业包括商人、省级官员、军事官员和纯粹的宗教人士；宗教派别方面，包括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他们大多是从陆路来的，甚至有一位墓主来自大都汗八里（今北京）。其中一些是从海路来的。
这些人一般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伊斯兰圣人布赫蒂亚尔（）的全名是“ Bin Umar”。无论他身在何处，无论他的父亲和祖先的名字如何，都表明他应该来自元朝。著名的赛滇池家族。这个家族长期居住在云南，其后裔之一曾在江浙两省担任高级官员。其他墓主虽然民族不同，但社会地位都较高。
种种证据表明，元代杭州穆斯林人口繁盛，富商云集。聚居地位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面积很大，有几座清真寺。这种繁荣显然深深植根于当地的社会经济，不能用纯粹的政治原因来解释。
宋元时期，中国海商、阿拉伯、波斯海商在印度西南部进行大规模的转口贸易，与地中海、波罗的海贸易圈遥相呼应。杭州作为江浙两省的省会和京杭大运河南端的城市，是这些港口进入腹地的重要节点。
通过大运河，杭州直接与大都相连，大都是元朝的首都，甚至是当时欧洲商人的目的地。元朝和平时期，横跨亚欧大陆的交通空前顺畅。墓碑上的铭文反映了几位墓主的生意远至巴格达，并前往麦加朝拜。精品香料、药材、宝石等都是重要的销售商品。也有从陆路过来的墓主，不排除做生意的可能。墓主雄厚的财力显然与他们的海外贸易有关。
与唐宋时期传入中国的穆斯林相比，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当时，居住在“番坊”的穆斯林大多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阿拉伯或波斯商人。元代杭州穆斯林的族源多样性、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度、聚落的繁荣程度，是唐宋时期无法比拟的。
这批墓碑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形状是穆斯林的，使用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但很多雕刻明显是中文的。
这个功能很有意义。它告诉我们，“全球化”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早在700年前，它就已经达到了超乎我们想象的程度。这是一种既保持某种共同身份，又具有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全球化”。在全球化势不可挡的当今世界，这足以令人震惊。文/记者 付宇
（本文得到杭州市文史委员会、杭州市文史研究会的大力支持，特此表示感谢。）
原发表于2017年3月16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网站，本文已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