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先贤古墓是我在广州除了怀圣寺之外最想参观的伊斯兰古迹。这座伊斯兰古墓与泉州灵山的伊斯兰圣墓是中国内陆回族传说中最古老的两座穆斯林墓地。自古以来，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乃至回族以外的其他穆斯林都源源不断地到访。在回族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
上一篇文章发表后，有一些不熟悉回族文化的读者问我，回族和穆斯林不是一回事吗？这是一个简短的解释。
回族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其主体几乎相当于今天的回族，但它不仅包括回族，还包括一些与回族相似、文化渊源相近的族群，如讲突厥语系的撒拉族、蒙古族等。 ——讲宝安人。少数民族、东乡族、土族，甚至部分汉族、藏族、蒙古族等已被其文化同化。
从信仰上来说，在当今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这个群体并不是所有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他们并不等同于穆斯林。
在民俗文化方面，回族虽然都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但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回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与维吾尔族等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其他民族有显着区别。因此，回族并不包括新疆和中亚这些穆斯林比例较高的民族。他们也将自己与这些族群区分开来。例如，过去他们通常称自己为回回，而称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等少数民族为回族。
这些圣墓一般源自穆斯林传说中某些圣人的坟墓。后来，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在圣人的坟墓周围建造了自己的坟墓，最终形成了一个大型墓地。回族也称这种圣人墓为拱北，是波斯语音译而来，原意是圆顶，也就是西亚伊斯兰建筑中特别常见的洋葱。因为这些坟墓通常都是后人建造的华丽的，并且覆盖着圆顶。同时，它还非常形象地借用了中国的星星拱北形象，表明围绕着圣人的死去的穆斯林和朝拜圣人坟墓的活着的穆斯林就像守护着北极星的浩瀚星星。
伊斯兰教最初严格禁止偶像崇拜，除了真主之外不崇拜任何东西。即使人们崇拜天房，崇拜的也不是石头本身，而是石头背后的超自然精神。不过，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穆斯林仍然形成了崇拜圣墓的习惯，当然也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既然我们崇拜天房而不是石头本身，那为什么我在崇拜这些圣人的坟墓时还要犯偶像崇拜的禁忌呢？
简而言之，信仰行为既是全人类共有的，又是非常个人化的。一个不识字的英国农民所赞美的上帝一定与牛顿所描述的上帝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形式还是质量。无论你是农民还是物理学家，人类只能通过我们认知范围内的形式（如图像、文字、数学公式）来描述和理解我们想要表达的事物，而无法理解我们感知之外的事物。超维度的东西。至于你所理解的上帝和安拉，是一个清晰的图像，一块石头，一个段落描述的一个概念，一个数学公式表达的规则，还是一个超越我们已知世界中你甚至无法想象的一切的超然存在。解释。如果它绝对存在，那么就很难统一它，也没有办法强迫它。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们需要一个真实的东西来感知和纪念。这就是这些圣墓存在的意义。
但有一个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即这种崇拜圣墓的习俗在伊斯兰东方世界较为普遍，而在北非、伊比利亚半岛等伊斯兰西方世界则较少见。有学者认为，这种习俗最初是伊斯兰教中对阿里等圣人的崇拜（主要来自波斯什叶派）。它在传播过程中与古代中亚、北亚游牧部落萨满文化中的死亡崇拜习俗融为一体（如突厥等游牧部落有在国王葬礼上割耳割脸的习俗）甚至贵族也自杀来埋葬他们的国王，并以在阴间侍奉伟大的国王为荣，比如阿什那舍尔、奇比合力等重要大臣都自愿自杀来埋葬李。什叶派穆斯林在阿舒拉节自杀纪念阿里及其后裔颇为相似），由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发扬光大。
波斯堪称伊斯兰世界异端邪说的大本营。大多数奇怪的非主流伊斯兰思潮都与波斯或波斯文化圈有关，而波斯人特别愿意容忍和接受这些伊斯兰异端（异端不一定代表绝对邪恶，只是对官方正统抱有敌意）。看来波斯人骨子里有一种非主流倾向。他们总是想证明波斯人与你们阿拉伯人不同，我们想走一条具有波斯特色的伊斯兰道路。而我不仅要成为非主流，我还要最终超越你们阿拉伯人创造的主流，用我们波斯式的伊斯兰教来引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未来。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我无法评论波斯孕育伊斯兰异端是否对伊斯兰教本身有更积极的意义，或者是否为未来埋下了加速内部分裂和内乱的种子。但从文化角度来看，波斯人确实以对非主流的包容丰富了伊斯兰教的内涵，使她更具普遍魅力。
中国回族的文化也与波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回族流行的京唐语（与汉语混合的外来词如阿拉伯语、波斯语）是波斯语拼写和发音，而不是阿拉伯语。 。这也很好理解，因为中国回族的祖先大部分是从波斯和中亚来到中国的，而不是阿拉伯。因此，这种盛行于波斯的祭祀圣墓的方式，在中国回族中流行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北门进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座清代家族墓地。这些家族都姓鲍。广州回族有鲍、马、杨三个姓氏。从我查阅的资料和参观墓地来看，包姓的人最有可能是官员和村长，其次是杨姓。回族中，以马最为常见。第一个最常见的姓氏并不是那么突出。
一进去首先看到的就是几座坟墓。坟墓不见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墓碑。但让我有点惊讶的是，旁边竟然有一个垃圾桶。希望知情人士向公园举报此事。虽然这里可能没有留下任何遗骸，但作为一个追求纯洁的穆斯林墓地，把不干净的东西放在别人的坟墓旁边就有点冒犯了。
而且，这三个姓氏主要来自清朝的汉族八旗驻军，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其实就是旗人，就是汉族八旗。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祖先一定是汉人。据学者实地调查，这些广州回族的先民在入清朝之前就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杨姓可能是汉族改姓的，而鲍、马都是非常典型的回族姓氏。加入八旗的回族，一般都并入汉族八旗。我个人推测，包姓可能与浦姓相同，都来自阿布，这在阿拉伯名字中特别常见。古汉语音译中，常常省略声母，而采用汉语姓氏“濮”或“包”。
据我查的资料，广州八旗驻军成立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当时，南方三藩之乱刚刚平息，八旗汉军3000人被调往广州驻守。此前，广州由平南王尚可喜家族的军队驻守。
汉八旗为何要转移到这里？
因为很多京城八旗，特别是满族八旗，不愿意来岭南这样的炎热地方，所以最好把汉族八旗，特别是汉族八旗的一些回族人调过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忍受了南方蛮族的瘴气之苦，又接近他们的伊斯兰教，圣人并没有太多的反对，就去了。这些汉族八旗来到广州，安置在距离怀圣寺不远的地方，进一步促进了伊斯兰教在驻广州的八旗中的传播。例如，清代先贤古墓中立有一块碑，题为“重建圣贤墓庙”。上面落款的人是“怀圣光塔寺乡齐正兰旗副领马世宁”。
后来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汉朝这八旗的战斗力下降太多了，或者说在乾隆重视满洲基本国策的背景下，乾隆觉得八旗全部驻守在广州对于汉人甚至回人来说都不是一个足够安全的选择，所以朝廷解雇了一半的汉族八旗士兵。这些被解雇的人被排除在旗帜之外，失去了他们的核心作物。他们还从北京抽调了1500名满洲八旗士兵来补充。总之，驻守广州的八旗基本保持着三千人的兵力，其中满洲人占了一小半，另一半则穆斯林占了很大比例。后来在辨认民族时，这些旗人的后裔并不都写成满族，信奉伊斯兰教的家庭大多写成了回族。
1870年左右的广州旗人
从以上可以看出，近代以来，广州回族与汉族、满族等其他民族已经十分融合。这些民族之间没有基于宗教的明确界限。有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属于穆斯林圈子。有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属于旗人圈子。
继续往里走，一座贞洁牌坊突兀地矗立在眼前，这在这座宗教氛围浓厚的墓地里显得格外不协调。这是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为广州陆都尉蔡金章之妻孙氏所立。最外联如下：
因此，将军因劳累而死，却没想到他的家人也来到了泉台。
如果这位女士能够平静地死去，那她确实是一个英雄。
里面还有一副对联：
她是一位忠诚大臣的烈士妻子，发誓为丈夫而死。阳光下的明云给了她凤凰圣旨。
真正的巾帼英雄，她舍生取义，岭南青坟遍地乱景。
主要议题：
刘芳杰烈
这里有一个介绍：
孙夫人，一位贞洁的女子，是原广东陆路提督蔡军门，被晋章公奉为妻子。军中战功卓著，因积劳成疾，回到道山。例如，我的妻子二十七岁，在痛苦中死去。法院听说此事后，责令他修建厂房。佩服这个！
这是怎么回事？
孙氏贞操牌坊，两面所刻内容相同
2005年，在古先贤墓中发现蔡金章墓碑“蔡寿亭军门碑”，补全了这座贞节牌坊背后的故事。
蔡金章原是安徽寿州（今安徽淮南市寿县）的一名归国军人。受两广总督张敬达之请调往广州，任广东提督。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负责广州至虎门的防守。他生病的原因是劳累过度，也是他患病的根本原因。 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他继续在广州附近的海上防御中发挥主导作用。突然他“偶感海瘴气”，旧伤复发。不久后他就去世了，享年 59 岁。
就在他死后，他27岁的孙妃也吞金自杀，震惊了阳城。至于小姐是为了爱情而牺牲了自己的丈夫，还是觉得自己以后做妾的命运由不得别人，所以还不如“终得白茫茫大地，如此清净”，又或者是真的是为了礼节，不如给自己赚个仙牌坊？ ，历史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我们也无从推断。
想想看，这样一个卑微的人，根本不值得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她的亲口之言。但她的死并不是她生命的终结。历史仍然需要用她的嘴来传达似乎是她的声音，就像舞台上那些有着怪异面孔和人声的木偶一样。这样就完成了一个人完整的“意义”。如果历史文本只表达个体的声音，没有集体意志，没有牺牲，没有代价，没有被工具化，那么这段历史就属于“虚无主义”，不能称之为我们所说的“历史”。
因此，在甲午战争的屈辱时刻，当中华帝国的内衣被倭寇撕得粉碎时，牌坊就需要竖立起来。从来没有话语权的妃子的声音需要刻在石头上，她成为一个贞洁的女人，一个烈士，一个女人中真正的英雄。一个可能没有皈依的异教徒的名字只在穆斯林权贵中受到尊敬。他在他居住的圣墓公墓受到崇拜。
孙氏贞洁牌坊内，树林之中还埋着三座破旧古老的墓碑。这是明末三位殉国归国将军的墓地。它们被称为三位忠实穆斯林的坟墓。葬于凤林、萨墓。广州沦陷时为南明牺牲的三位归国将领知府和马成祖的衣服。据说是三人的忠臣，但我唯一能找到确切记录的就是于凤林，他是三人中地位最高的。
据清代刻的《明都督同治于凤林墓碑》可知，于凤林的祖先是回鹘人（唐宋时为回鹘人，元时为回鹘人），极有可能是回鹘人。明初投降，定居南京附近。元军。成化年间，“两广徭寇作乱”，其先祖陶师父随右迁都御史韩永入粤。
这里的“徭役”其实是指广西寻州大藤峡（今广西桂平市）的瑶族、侗族叛军。这次叛乱也被称为藤峡匪乱。明代，大藤峡瑶族、侗族三族叛乱，屡遭镇压。韩勇的征战是第一次，但大多数对明史略知一二的人大概都知道最后一次——王守仁（王阳明）晚年最后一次带兵镇压广西瑶族、侗族叛乱。
这次韩勇率军镇压军队，申请调动南京大官（这里的大官是指鞑靼军官，是明代汉人对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蔑称）。军队有千余人。他们依靠的是这些蒙古人和色目回族先锋的骑兵和射击技术。战后，道士马黑马（穆罕默德，很可能是三中里马成祖的始祖）等人因功获授指挥使、千户等职务，成为驻广州的世袭军户。明代广州的不少应援者，应该是先后调来征讨广西瑶族、侗族叛乱的军阀后裔。
这于凤林也继承了祖上的警卫站官职。但在发生任何令人难忘的事情之前，1647年，清军占领了广州。仅仅一年后，骑墙的两广提督李成栋叛变，再次改身份为南明官服。这家伙曾经反抗过李自成，和高杰一起加入南明，成为了将军。多铎一南下，就投降了清朝。嘉定三惨案中，他比八旗更加活跃，杀死了邵武帝朱毓轩。此时，身为清朝两广提督的他，与两广总督、广东总督佟杨嘉意见不合，无论如何，他也得当明朝的忠臣。结果，广州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就收复了。正是在这个时候，于凤林升职了。当城顶改王旗时，他就从司令官变成了明朝的巡抚、知县。
到了1650年，清朝的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再次以更加忠于清朝的钦差军包围了广州，以惩罚这些叛逆的钦差军。正是在这个时候，于凤林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价值——战斗至死。南门被攻破后，就连发誓不投降的南明都督杜永和也带着家人乘坐浮船，转战海南岛。将领们请于凤林同去。于凤林骂道：
“主公羞辱群臣而死，正当我奉命之际！”
不仅不让他离开，就连他的一百多个家人也不让逃。然后他将军装往北一放，看着自己的脑袋，说道：
“我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我愿意为我的国家而死。”便吩咐族人道：“我们虞氏族人，不许居住在青鹿，否则，他将不繁荣！”他平静地上吊自杀，为祖国而死。他死后，其家人百余人被清兵俘虏，无一人生还。
亭内碑石一侧刻有康熙年间的“明代总督愚公凤林墓碑”，另一侧介绍了三重墓的历史背景。
女人牺牲了自己的丈夫，男人牺牲了自己的国家。牌坊与墓地形成绝妙搭配，诠释了明清真男真女的“至高无上”之意。不了解回族的人一想到回族就会想到伊斯兰教，但他们可能不知道儒家文化也深刻地塑造了回族的精神。明代，经过众多受汉文化影响的儒家学者努力调和，到明末，两教之间已不存在原则冲突。
在天理上，他们把儒家对天的尊崇与伊斯兰教对上帝的崇拜等同起来。儒家祭祀祖先、在家中摆放祖先牌位的时候，祭祀的也是一种没有真实形象的神灵。它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和伦理来自于超越一切、绝对存在的“天”，那就是真主的天。名字，不是偶像崇拜。
在人类伦理方面，他们也将儒家追求融入世界与穆斯林履行对真主义务的要求等同起来。因此，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孝侍父母，以忠侍君，坚贞不屈，以创造一个父子君臣的良序社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与穆斯林一起努力工作，即使不畏牺牲，也能将上帝的创造带给世界。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和谐。
相反，佛教和道教只是追求虚无主义的人生目标，抛弃人类的义务，带领世界走向无父无王之地。即使他们的哲学和世界观与伊斯兰教一致，也不值得穆斯林追求。因为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哲学思想，更是一种追求世俗的宗教。穆斯林需要履行对家庭和集体的义务。穆斯林不能脱离社区而存在。
所以，明清时期，在伊斯兰教礼法和儒家礼法两座大山的压制下，如果要说这些接受过完整经书教育的回族人在思想上与汉族人不同，也并非如此。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他们离开了中国。传统则相反，意味着他们在中国传统的道路上可能比汉人做得更好。他们对忠孝的理解可能比大多数汉族人更间接、更直接、更不人性化。
三重墓旁边贴着清朝至民国时期保护这座伊斯兰公共墓地的官方命令，甚至还附有一份加盖公章的原告的重印本。这些行政令、牌坊、忠陵，特别反映了明清时期该墓园回民在公共世俗领域的意识形态。
我无权责怪这种人，不仅义无反顾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寻求仁爱，还为他人做出选择，让全家人都遵循自己的道德原则，殉道而死。因为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我希望今天这样的人少一些。无论我们信仰什么宗教、思想、教义，无论我们坚持什么牢不可破的绝对真理，我们都没有权利为别人的生活做出选择，即使我的选择是伟大和崇高的。
唯一能够选择他人命运的人，就是那个绝对超然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