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
西高穴墓坐落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部的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这座古墓近期屡遭盗掘，为实施抢救性保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08年12月至2009年期间对其进行了考古挖掘。目前，已完成考古挖掘的西高穴墓共有两座，分别被编号为一号墓和二号墓。其中，二号墓的田野考古挖掘工作已大致告一段落，而一号墓的考古挖掘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已出土的考古资料，南北排列的二号墓与一号墓相比，前者应被视为主墓。依据现有的野外考古发现，我们能够明确，二号墓正是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的安息之地。
西高穴二号墓被确认为曹操墓的关键证据包括：其形制规格、遗迹与遗物所揭示的墓葬时代背景、出土的“石牌”及其上的文字记载、骨骼遗存的鉴定结论、墓葬的地理位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他出土的辅助证明遗物等。
1.西高穴二号墓的形制与规格
二号墓呈“甲”字形布局，其朝向为西至东，整体结构包括墓道、前室、后室以及四个侧室，这类墓型属于具有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券墓。
墓道全长39.5米，宽度为9.8米，东西方向延伸18米。墓门横宽1.95米，高3.02米，共分为四层，其中外三层由砖块砌成，最内层则是石质门扉。墓圹的平面尺寸在东西方向上，东边为22米，西边为19.5米，整体东西长度同样为18米。
墓室内分为前室和后室，这两个空间在平面上都是方形，每边的长度大约为3.8米，顶部呈四角攒尖状。在前室和后室的南北两侧，各有一个侧室，这些侧室在平面上呈长方形。墓室地面由石板铺成，这些石板的长度为95厘米，宽度为90厘米。四个侧室都安装了石门。
在西高穴二号墓的考古挖掘工作展开之前，已知的汉代诸侯王墓葬数量接近五十座，其中东汉时期的诸侯王墓葬达到了七座之多。在这七座东汉时期的诸侯王墓葬中，包括了早期两座、中期三座以及晚期两座。考古发掘的东汉末期诸侯王的墓葬包括河北定县北陵头43号墓，即东汉中山国中山穆王刘畅的陵墓，以及江苏徐州的土山墓，可能是东汉晚期某代彭城王或其王后的陵墓。这两座墓葬都由墓道、前室、后室以及左右耳室或侧室构成。
三国时期，晚于东汉的东吴高级贵族墓（或帝王陵墓）的考古发掘，包括江苏南京江宁区的上坊墓、安徽马鞍山的宋山墓（即东吴景帝孙休的陵墓）以及朱然及其家族的墓地等。这些墓葬的结构由墓道、前室、后室和侧室（或耳室）构成，墓内设有石门，且墓室地面铺设的砖块规格较大，例如安徽马鞍山宋山东吴墓和江苏南京上坊东吴墓的铺地砖，边长达到了50厘米。宋山墓的墓室长度为17.68米，宽度为6.6米。上坊东吴墓的墓室长度达到20.16米，宽度则为10.5米。两个墓室的前后部分都呈现出近方形的设计，顶部结构为四角券进的穹隆顶。在前室和后室的两侧，各设有两个耳室。
东汉时期，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诸侯王墓时发现，这些墓葬大多位于王国都城周边的高地或山冈之上。在东汉早期，诸侯王墓的构造多为题凑石墙、回廊环绕的多室墓。而到了东汉晚期以及魏晋时期，高等级墓葬则呈现出单墓道、前室后室以及四侧室（或耳室）和穹隆顶砖室的特点。西高穴二号墓的墓葬构造恰好与上述时期诸侯王墓和魏晋高等级墓葬的形制相吻合，且规格也颇为相似。根据考古发掘的西高穴二号墓的墓葬形制和规模，可以推断该墓应属于“王陵”级别。
2.考古发现遗迹与遗物所反映的墓葬时代
西高穴二号墓的墓葬结构和规模与东汉末期的诸侯王墓葬相仿，墓中出土的3枚东汉时期的五铢钱，以及7件刻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和51件物疏石牌，这些发现均未超过东汉晚期或曹魏初期的年代。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该墓的时代属于东汉晚期至曹魏初期。
3.出土“石牌”的文字用语及书法特点
在西高穴东汉晚期墓葬中发掘出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铭文石牌共有7件，其中“魏武王”这一称号在曹操逝世至曹丕登基的东汉晚期，仅能指代曹操本人。“常所用”这一表述是汉魏时期特有的用语，例如在《三国志·吴书·周泰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就有“常所用”的记载，《宋书·肖思话传》中提到“常所用铜斗”，而其他文献中也有“常所用弩”的提及。铭石牌上刻有“魏武王”字样，其中包含“挌虎大戟”、“挌虎短矛”等铭文，以及被盗石牌上的“挌虎大刀”等字样。在那时，“挌虎”一词被广泛使用，例如，《魏书》中提到“格虎车四十乘”，《文选》中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有王肃注解的《格虎赋》，还有《全汉文·谏格虎赋》以及《太平御览》引用的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中记载的“格虎车”。
“刀”这一短柄武器在东汉末年已逐渐在军队中取代了长剑的地位。在河北定县43号墓，东汉晚期的诸侯王墓中，发掘出了一把长达105厘米的大刀。而“戟”则成为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最为关键的格斗武器。
西高穴二号墓中发现的铭文“魏武王挎虎大戟”以及从盗墓者手中缴获的该墓出土的“魏武王挎虎大刀”，通过铭文中的“挎虎”表述以及“大戟”和“大刀”这两种兵器的名称，共同揭示了它们在东汉末期至曹魏时期极为流行。
西高穴二号墓发掘出的58件带有刻铭的石牌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的，共有7件；另一类则是刻有物品名称和数量的。后者应当是所谓的“物疏”，也就是常说的“遣册”遗存，这类石牌记录了随葬品的详细信息，它们在战国时代至魏晋时期非常流行。
二号墓出土的刻有文字的石牌上，大部分内容采用的是汉隶字体，也就是所谓的“八分体”，这种书写风格在东汉时期非常盛行。
4.人骨遗存鉴定
西高穴二号墓出土了三具人骨，经鉴定，其中一具为男性，推测年龄在六十岁左右；另外两具为女性，分别约为五十岁和二十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提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曹操在洛阳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二号墓中男性头骨的鉴定年龄与曹操去世时的年龄大致相当。
5.其他出土旁证遗物
位于西高穴村东边14公里处的曹魏都城遗址，即邺城，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过一系列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其范围和布局形制已基本被查明。依据我国古代帝王的墓葬传统，通常情况下，帝王的陵墓都选址于都城周边，比如商朝晚期都城殷墟的陵区位于殷墟西北部的西北岗地区，春秋时期秦国都城雍城周边设有秦公的陵墓，战国时期秦咸阳城的西北部则建有秦王的陵墓，西汉时期共有9座帝陵安葬于汉长安城北部，而唐朝的十八座陵墓则东西依次排列在唐长安城北部的“北山”区域；明太祖朱元璋将南京定为国都，其去世后便安葬于南京。明十三陵位于首都北京，是历代皇帝的陵墓。曹操将邺城定为国都，身为“魏王”的曹操，其陵墓自然应安葬在邺城周边。在曹魏邺城，唯一被称为“魏王”的是曹操。考虑到邺城是东汉晚期曹操的都城，那么东汉晚期的王陵便非曹操莫属，其他王陵不可能出现在此处。
1998年，西高穴村的居民徐玉超在村西挖掘土地时，意外地发现了后赵建武年间的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的墓志铭。墓志铭中记载，鲁潜的墓地位于高决桥陌的西边，距离该陌地有一千四百二十步之遥，向南再行一百七十步便到达陌地，与故魏武帝的陵墓相比，向西还要再走四十三步，而向北则更远。
墓志铭文明确指出，从墓门至明堂的距离为二百五十步。据此记载，我们可以确定魏武帝高陵位于西高穴村。同时，西高穴村出土的东汉晚期曹操墓与鲁潜墓志相互印证，证明了这一结论。
6.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遗存的对应关系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记载，曹操在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于西门豹祠西原上营建寿陵，其地基高耸，未进行封土植树。《水经注》亦提及，西门豹祠的东侧立有一碑，碑上刻有文字，祠堂东侧的石柱上刻有铭文，表明为赵建武中所修缮。这座石柱现被妥善保存在临漳县的文物保管所内。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的西门豹祠遗址，地面之上，不时可以发现东汉、北朝时期的砖瓦碎片。西高穴村位于西门豹祠遗址西侧约7公里处，该地二号墓地势较高，四周地面并未发现任何封土遗迹。在古代，帝王陵墓的“薄葬”传统中，“不封不树”被视为至关重要的要素。西高穴二号墓正是一座东汉晚期，具备王陵规模与形式的“不封不树”墓葬。
《元和郡县制》中提及，魏武帝的西陵位于邺县（即今之唐代邺县，亦即魏晋时期的邺城遗址）西边三十里的地方。而西高穴村位于邺城遗址的东边，相距大约十五公里。
西高穴二号墓的地望与上述文献记载的方位是一致的。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提及，建安二十二年时，“天子晋升其为魏王”。此外，书中还记载，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在洛阳去世，被追赠为“武王”之谥号。次年二月丁卯日，他的葬礼在高陵举行。在西高穴二号墓中，出土了一块刻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的石牌，其上的称谓与史书中所载完全一致。
根据上述论述，我们可以推断西高穴二号墓即为曹操之墓，先前所提出的各项证据形成了一个全面且相互印证的证据链条。曹操作为魏王，其都城设在邺城，邺城的魏王非曹操莫属。曹操离世后，其安息之地唯有邺城周边。曹操的陵墓自然属于东汉晚期，其墓葬的形制规格理应与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的“王陵”相匹配。东汉晚期的“魏武王”这一谥号，唯有曹操方能享有。西高穴二号墓，恰好拥有上述所有证据，故我坚信此墓即为曹操之墓。
二.西高穴大墓与考古学的认知程序
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近期，关于曹操墓的讨论热烈非凡，考古学领域吸引了众多公众的目光。那么，考古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考古学家又是如何开展他们的研究工作的？西高穴大墓的考古活动是否遵循了科学原则？
考古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
考古学主要依赖从地下挖掘出的实际物品来探究人类往昔的生活方式，并深入考察人类历史及其文化的演变轨迹。其核心工作包括考古调查与挖掘。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构成了考古学的两大基础研究途径，前者源自地质学，后者则借鉴了生物学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众多技术手段在考古领域的广泛应用，催生了诸如科学测年、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遥感考古学以及古代遗存化学和物理成分分析等多个新兴研究领域，从而显著提升了考古学的科学性。她的研究中所采用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的分量持续上升，导致获取的信息量相较于数十年前实现了指数级的膨胀。换言之，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考古学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比例最高的学科之一。
考古学有一整套严格的工作程序和规范
每门科学都拥有独特的工作流程与探究准则，考古学尤为明显。在考古学中，考古挖掘构成了最根本的工作步骤，这恰似自然科学中的实验室操作。若此环节处理不当，整个研究可能会功亏一篑。因此，是否在考古挖掘过程中严格遵守田野考古的操作规范，直接关系到这项考古事业的最终成功与否。因此，在评判一项田野考古作业的质量优劣时，关键不在于其具体发现了何种物品，而在于其发掘过程，考察发掘过程是否遵循了规范的操作步骤，是否做到了严谨细致、科学合理，以及是否尽可能地收集到了古代人类生活的丰富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每年都会评选当年的重要考古发现，除了关注其学术价值，一个关键的评价标准是该项发现是否遵循了田野考古的操作规范。为此，国家文物局特别设立了田野考古奖，用以表彰那些典范性地遵循田野考古规程的发掘项目。能够获得这一奖项，对每一位考古工作者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以墓葬挖掘为案例，我们需事先详尽搜集墓葬所在区域的各项资料，诸如该区域的历史文献记载、已进行的考古活动、取得的学术成果，以及尚未解决的学术疑问。在墓葬挖掘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操作规范，若发现墓葬被盗，需首先清理盗洞内的遗物，并将被盗物品与未被盗掘的出土物进行明确区分。墓葬的发掘需遵循既定步骤逐一进行，对墓室构造及出土文物需详尽拍照并做好文字记载，即便是遭窃后出土的物品，亦需详实记录以便后续分析。发掘工作完成后，需搜集所有出土文物，包括墓室内的石块等自然遗存。此外，还需对墓葬相关资料进行细致整理与分析，涵盖多学科检测在内的全面研究。最终，需撰写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若墓地由多座墓葬组成，则应在整个墓地或特定发掘区域工作完成之后，进行系统的整理与分析。在此过程中，需对墓葬的年代、类型、墓主人的身份以及墓葬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详尽的描述。
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是考古学家的天职
考古学的研究涉及古代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因此，考古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必须秉持务实的思维态度。在考古领域，流传着一句名言——“让材料引领方向”，这句名言生动地展现了考古学家遵循的理念。考古工作的一切都应基于实际资料，所有认识都需从对实际资料的研究中提炼而来，每份资料都应独立解读，这是考古工作者坚守的基本准则。在对一项考古发现进行阐述时，考古学家的言辞通常较为慎重。这一特点源于考古学自身的学科特性以及他们长期以来的思维训练。在缺乏充分证据支撑时，考古学家不会轻率地得出结论。
考古学家的认识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考古资料的检验
我们所发掘的文物仅是古人生活遗迹的一小部分，地下的埋藏情况充满未知。考古学的见解建立在现有发现之上，然而，还有众多未知的地下宝藏等待我们去挖掘。因此，基于考古研究得出的结论必须经过未来考古资料的验证。鉴于此，考古学家的观点应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推断，情况尤为如此。与那些缺乏文字等确切证据、墓主身份难以确定的墓葬相比，西高穴大墓中出土的带有魏武王铭文的随葬品，成为了确认墓主人身份的强有力证据。凭借这一发现，结合其他直接和间接的证据，我们可以断定该墓的主人是曹操。当然，鉴于一号墓的发掘尚未完全结束，墓葬内出土的文物尚未完成整理与剖析，我们目前可以提出西高穴大墓的主人是曹操这一看法，但这一结论尚未定论。这并非对这一判断的质疑或否认，而是对考古发掘流程的尊重以及对考古学术严谨性的展现。
三.从高陵发掘想到的
西高穴大墓示意图
2009年年末，我有幸与知名秦汉时期考古专家焦南峰研究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流。当时，他刚刚完成了对安阳西高穴古墓的实地考察与论证工作。他向我详细描述了古墓的基本信息以及他的个人见解。古墓中的一些独特特征激起了他对该时期陵墓制度演变历程的浓厚兴趣。在听完他的讲解后，我对这座古墓的判断与他的看法不谋而合。当时我正在西北大学讲授《中国古代陵墓制度》这一课程，在大墓消息公布之前，我已在课堂上向同学们传达了这一资讯。观察同学们的反应，他们对这一发现并未显示出特别的兴趣。然而，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这一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考古发现，实际上填补了某个时代的空白，并且这一补充与我们的学科预期相符。
曹操高陵的出土、挖掘和鉴定，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这超出了考古学界的预期。然而，在学术界，这一消息并未激起真正的争议。我认为，原因在于，根据现有的挖掘资料，西高穴大墓的墓穴布局、墓室构造以及出土的文物等，大体上与考古学者对汉末三国时期陵墓制度的认知相吻合。尤其是多件刻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的出现，进一步证实了这座墓的主人很可能就是曹操。
古代文人心中始终萦绕着一种正统化的情结。尽管曹操具有卓越的政治洞察力，使他拒绝了部下劝其加冕称帝的请求，然而自两宋时期起，他却被文人无端地贬低，尤其是《三国演义》问世之后。此外，这种影响并未局限于民间，即便在所谓的学者圈子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若当年曹操在部下喧嚣声中，一时冲动，体验了一把帝王的滋味，那么在古代学者眼中，曹操的形象将会如何呢？曹操在统一北方后的一系列举措，其历史功绩，诸如政治上的相对清明、经济的逐步复苏、阶级压迫的略微缓解、社会风气的些许改善等，或许会遭到更多的负面评价。高陵出土的文物充分证明了曹操具备卓越的个人修养，他亲自实践，引领了一代丧葬风气的变革，摒弃了自两汉以来盛行的奢侈丧葬传统。在魏晋南北朝长达300余年的陵墓制度与文化时代性中，我们不难发现，曹操执政时期的建安文化在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曹操的成就远不止于在丧葬制度方面倡导节俭，他在社会文化特性的重塑方面亦功不可没，其行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社会文化发展的走向。
近十年来，考古学界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东西两汉帝陵之间为何存在显著差异。即便西汉的初期与末期，帝陵的体制本身也在演变，但与东汉帝陵相较，这种差异并非在数量上，亦非因时代变迁所致。学者们指出，两汉之间的转变实质上是一种质的飞跃，从纯粹的考古学角度来看，这种转变是考古学难以阐释的。
依据我个人的见解，这一差异的成因在于文化特性的转变，具体而言，就是东西两汉社会发展中的主导文化特性发生了演变。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特性具备这样的影响力呢？答案是儒学。这种儒学并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亦非两宋时期之后的儒学，而是自西汉后期逐渐形成的汉代儒学。在汉代，儒学得到了以安汉公王莽、大儒刘歆等为代表的一批儒生的改造。他们通过兴办学校等手段，使得儒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并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和认同。在此过程中，王莽的贡献尤为突出，无人能出其右。
王莽在政治领域遭遇了挫折，他所实施的治理社会的多项政策亦受到批评，且其理想主义的书卷气亦不容忽视。然而，我认为他的最大败笔并非这些，他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关键在于他“篡汉”的行为。在这方面，他不及曹操机智，王莽缺少政治上的远见和智慧。正因为如此，王莽的统治遭到了全面的否定，这其中包括了他将儒学确立为社会行为准则的伟大贡献，这一举措为东汉时期的文化潮流奠定了基础，并且是东西两汉在文化特性上产生显著差异的根本所在。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两汉帝陵的差异，或许能够找到一条合理的分析路径。
自摄政时期起直至新朝的建立，王莽在推动社会进步的二十余年中，全力以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复古运动，这一举措不仅体现在礼制层面，亦在社会行为方面得到了体现。实际上，我们发现无论是王莽时代还是东汉时期之后，学者们对于先秦以及西汉时期的某些物品和制度常常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各自都有依据。若追溯问题的根源，往往可以发现，问题主要出现在东汉时期。这是因为东汉的儒生们按照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东汉社会实际情况来解读先秦的文献，甚至描述西汉的历史时，才会产生不合理的误差。自先秦时期起，阙和观便成为古代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形式，它们蕴含着深厚的政治文化意蕴。然而，即便是如今诸如《辞海》等权威的文献，仍旧将这两种在形态与功能上均有显著差异的建筑物视为一类。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实际上误导了人们。深入探究后，我们发现，导致这一误解的源头，始于东汉儒生对先秦文献的注释。
东汉时期，经过汉代儒学的重新塑造，社会在诸多方面与西汉时期有了根本性的差异。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是，王莽所推崇的古代文明究竟是怎样的，他所依据的《周礼》在哪些领域对东汉社会产生了影响，以及这些影响与我们所考古发现的文物遗存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自东汉时期起，直至现今，公众对王莽及其事迹普遍持否定态度，这一态度亦涵盖了那个独特时期的文化特点；然而，我们对于王莽时代的文化研究，普遍缺乏深入和理性的探讨。
秦始皇、王莽、曹操，若能提及，还应包括隋文帝杨坚，这四位君主所代表的四个时代，其兴起迅速，其衰败亦迅速。对于仅存在15年的秦朝及其创立者秦始皇，我们的评价相对公正；至于历时30余年的隋朝及其创始人杨坚，我们的评价亦较为客观。对于仅有15年历史的新朝及其创始人王莽，由于他篡夺了汉朝的政权，又因政权迅速覆灭，我们在摒弃洗澡水的同时，也不慎将孩子一同倒掉。
曹操之陵，尽管历经多次盗掘，然而留存下来的众多文物以及其独特的墓葬形态，为我们探究汉末三国时期的陵墓制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且为深入挖掘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内涵以及更全面地了解曹操其人，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
四.关于曹操高陵出土刻铭石牌所见“挌虎”
曹操高陵发掘出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挎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挎虎短矛”字样的石牌，这一考古成果显得尤为珍贵，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曹操个性特点的了解，还加深了我们对汉魏时期社会风气的认识。
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记载，在“遗令”部分之后，有明确提及：“追赠武王之谥。二月丁卯日，曹操被安葬于高陵。”针对曹操高陵出土文物中出现的“魏武王”这一称谓，我们无需对其合理性产生疑问。所谓“常所用”，有人对此表示疑惑。事实上，已有学者指出，《三国志·吴书·周泰传》裴松之的注释中引用《江表传》记载了孙权的事迹，其中提到“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由此可知“常所用”原本是那个时代的常用语。将“常所用”的兵器用于随葬，这与曹操所倡导的薄葬原则中“敛以时服”的要求相吻合。
“挌虎”亦称作“格虎”。《说文解字》手部记载：“挌，击打之意。”在《逸周书·武称》中提到：“穷寇莫追。”晋代学者孔晁对此解释道：“挌，即搏斗。”宋代学者王观国在其《学林》卷五中论述“格”字：“《字书》载：‘格字由手部构成，古音伯切，意指击打、搏斗。’《文选》中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有云：‘令专诸一类勇士，亲手制服此兽。’五臣注解称：‘格，即击打之意。’”左思在《吴都赋》中提及了野生动物“啼声引诱被捕获”、“嬉笑间却遭斩杀”的情况。五臣注中解释道：“‘格’，即是指杀戮。”史书中提到“格杀”、“格斗”时，应使用从手的“挌”字，有时也用从木的“格”字。例如，《汉书》和《子虚赋》中就使用了从木的“格”字。古人对于从木和从手的字形常常通用，像“枪”、“抢”这类字便是例证。同样，同书卷九的“榷”条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三国志·魏书·任城王传》中记载，任城威王曹彰少年时便擅长射箭和骑射，其体力超群，能够徒手制服凶猛的野兽，面对险阻从不畏惧。他多次参与征战，意志豪迈。“手格猛兽”这一表述最早出现在《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帝纣的故事里，《汉书·东方朔传》中也提及了汉武帝狩猎时亲手制服熊罴的行为。自那时起，“手格猛兽”这一事迹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记录中频繁出现。《太平御览》中引用了崔鸿所著的《十六国春秋·后赵录》以及《魏书》卷九五中的《石虎传》，提及了“格虎车”；在《水经注·沔水》中，也有关于“格虎山”的记载。《搜神后记》卷九中提到，在义熙年间，左将军檀侯镇守姑熟，他酷爱狩猎，特别以捕捉老虎为乐。此外，《文苑英华·常僧景等封侯诏》中还有提及“前军将军宣合格虎队主马广”的内容。汉代文献中，《孔丛子》卷下收录了孔臧的《谏格虎赋》，朱熹对此作出评价：“《孔丛子》的言辞颇似东汉人士，其文风显得柔弱，与西汉文风迥异。”（出自《朱子语类》卷一二五。）至于东汉时期的“格虎”故事，在《太平御览·安成记》中有所记载：“平郡区宝，是后汉时期的人物，他在服丧期间，邻人遭遇虎患，老虎逃窜至他的家中，他立即用蓑衣将老虎藏匿起来。”
曹操生活的那个年代，留下了许多勇士与猛虎搏斗的英勇事迹。《三国志·魏书·诸夏侯传》中裴松之的注释引用《世语》记载，夏侯称在十六岁时，曾参与狩猎，遇到逃逸的猛虎，他驱马追赶，禁不住冲动，一箭射中，老虎应声倒下。此事传至曹操耳中，曹操高兴地握住他的手说：“我终于得到你了！”另外，《诸夏侯传》还提到，曹操对族人功臣曹真深表哀悼，将他收养，与自己的儿子们一同抚养，让他与曹丕一同居住。常猎虎，反遭虎追，于是回身射虎，虎应声而倒。太祖对其勇猛非常赞赏，任命他为虎豹骑的将领。《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中记载，曹丕曾亲自驾车出巡捕虎，白天出发，直到傍晚才返回。尽管我们没有找到曹操亲自与虎搏斗的明确证据，但通过其晚辈贵族的英勇事迹以及曹操本人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慷慨”和“勇猛”精神的推崇。曹操高陵发掘的石牌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挎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挎虎短矛”等铭文，尽管尚无相关史籍记载，但这些文物却真实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无疑具有极高的价值。孙权曾与猛虎近距离接触，并有冒险“骑马射虎”的经历。《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二十三年十月，孙权准备前往吴地，于庱亭亲自骑马射杀猛虎。”马不幸被虎所伤，权随即投掷双戟，虎势受挫。常从张世挥戈攻击，终将其捕获。《三国志·吴书·张昭传》记载：“权每次田猎，常骑马射虎，虎常猛扑上前，企图攀住马鞍。张昭见状，脸色突变，上前质问：‘将军为何如此轻率？作为一国之君，应是驾驭英雄，统御群贤，岂能驰骋于原野，与猛兽较量勇力？若一旦发生不测，岂不让人笑谈？’权对张昭表示歉意：‘我年轻气盛，考虑不周，对此深感惭愧。’”尽管如此，他仍旧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于是制作了一辆射虎车，车身上有方形的孔洞，并未设置车顶，只需一人驾驭，他本人便在车内进行射击。当时常有超出常群的猛兽闯入，它们屡次攻击车辆，而权每都会亲自击打这些野兽，以此为乐。尽管昭对这种行为提出了劝谏，但权每总是笑着不予理睬。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生态环境，也成为了汉魏时期社会风尚的一个缩影。孙权经常骑马射杀老虎，老虎常常猛冲上前抓住马鞍，而那些放养的野兽闯入车中时，他每次都亲手击打，以此为乐。这一幕幕场景，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历史画面。苏轼在《江城子·猎词》中写下“亲自射虎，瞻望孙郎”的传世佳句（《东坡词》），生动地展现了这段历史记忆的持久流传。
我们观察到在西汉时期，上层社会盛行着斗兽的风气，然而在东汉时期，帝王们并未有参与兽圈斗兽的记录，这表明高层执政者在这方面的兴趣似乎发生了转变。根据出土的文物，我们可以看到民间习俗已经从斗兽转变为驯兽。这样的变化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汉代社会风气演变的方向。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或许与这一历史变迁存在某种联系。在汉末三国那个时代，诸多政治要员推崇法家学说，一股激烈的风潮再度兴起，许多英雄豪杰都展现出“任侠”的行为特征。曹操自幼便“任侠放荡”，这与那个时代的风气相契合。被誉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他，其独特的个人风格，实际上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精神的某种象征。曹操高陵发掘出了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字样的石牌，这些石牌可以被视为历史文化现象的实物证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第119期，第①②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