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近期刊登的关于宣南文化的报道中，提及了龚自珍曾在上斜街50号居住的事实。为此，笔者特地前往上斜街50号，想要了解龚自珍昔日居所的当前状况。
上斜街，一条历史悠久的小巷，在明朝时期被称为西斜街。到了清代，它被划分为上斜街和下斜街两部分。这条东西走向的街道，东端始于宣武门外大街，西端则延伸至下斜街北口，与三庙街交汇，总长度大约为500米。在清代，上斜街是众多名流雅士的居住地。龚自珍之外，诗人查慎行、学者顾嗣立、禁烟英雄林则徐、军事将领年羹尧、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以及改良派代表康有为等人，均曾在上斜街安家。然而，时至今日，他们的住宅已消失在错落有致的民宅之中。
龚自珍的故居，在1831年，被其出售给了来自广东番禺的富商潘仕成。潘仕成将此宅院转赠给了番禺同乡会，随后，宅院被改建为番禺会馆。在清同治二年，潘仕成撰写了《京师番禺会馆碑记》，而这块碑刻至今仍保存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中。
龚自珍故居标志牌
居闹市心忧天下
查阅历史文献，我们得知龚自珍的故居共有三处，其中杭州有一处，位于城东马坡巷6号，那里是他诞生之地，如今已成为龚自珍纪念馆；而在北京，则有两处，分别是西城区的手帕胡同21号和上斜街50号。
手帕胡同的起始点在宣内大街的东侧，而它的尽头则是佟麟阁路。在这条胡同的南侧，门牌号码都是偶数，而北侧则是奇数。其中，曾经是龚自珍居住的21号，就在胡同的北侧。在很久以前，随着西长安街、复兴门内大街的拓宽以及西单地区的升级改造，这条胡同从东到西被拆除了。现在，手帕胡同只剩下西侧的一段，东边是71号，西边则是83号。原手帕胡同21号的住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位于西单路口西南角的中武大厦，正是手帕胡同21号曾经的所在地。
位于手帕胡同21号的宅院，原是一处由三进院落组成的四合院建筑，其朝向为北面朝南。院落中设有倒座房，穿过垂花门便进入中院，其中北房有三间，而东西两侧的耳房各有两间，东西厢房则各有三间。后院的布局与中院相仿，院内种植着翠绿的竹子和腊梅。相传，龚自珍曾在此居住，当时中院北房的墙壁上挂有道光皇帝亲笔题写的“福”字，以及龚自珍父亲题写的“耕读堂”匾额。
如今，北京的龚自珍故居就剩西城区上斜街50号一处了。
番禺会馆旧址，即龚自珍故居所在地
龚自珍于1826年至1831年间，居住于上斜街50号长达五年之久。期间，院落之中共有四十余间房屋，还设有花园、戏台、假山、奇石以及亭阁等设施，既显得清幽雅致，又不失豪华与气派。
龚自珍居于上斜街50号期间，家中宾客络绎不绝，他与林则徐的交情尤为深厚。身为关心国家民生的有识之士，龚自珍与林则徐彼此敬重。擅长诗文的龚自珍创作了众多洋溢着爱国情怀、揭示社会黑暗面的诗作和政论文章，其《己亥杂诗》收录了315篇作品，巧妙地讽刺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无力，赢得了林则徐的高度评价。鉴于鸦片给我国民族带来了严重损害，龚自珍倾力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行动。当林则徐赴广东执行禁烟任务时，龚自珍特地为他创作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散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并向他献上了“三种决断之理，三种辅助之理，三种应对之理，一种最终之理”，建议林则徐果断采取措施，迅速处理种植、制造、吸食和贩卖鸦片的行为。林则徐阅读完毕后，不禁感慨万分：“归墟一义，足以坚定我的信念。尽管我才能有限，又怎敢不勉力前行！”此外，龚自珍还特地提醒林则徐要“重兵自随”，坚守海口，保卫我国边境，共同抵御英夷的侵略。在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禁烟问题上，龚自珍与林则徐心意相通，相互支持。
上斜街50号在改为番禺会馆之后，詹天佑及其家人曾在此处安家。在此期间，詹天佑身为铁路工程师，正负责京张铁路的建造工作。若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视为对世态的忧虑和对生命的哀叹，林则徐的禁烟行动是对民众的拯救，那么詹天佑所主导的京张铁路建设，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各异的英勇事迹，共通的深情厚谊，他们在上斜街50号刻下的痕迹，让那片土地变得与众不同。
当我踏足上斜街并发现这座宅院时，我发现其正对面的灰暗墙壁上挂有一块牌子，那牌子上以墨色书写着金光闪闪的文字——“龚自珍故居”，而在其下方，还附有一行较小的字迹——标注为西城区内的不可移动文物。
爱诗书终成名士
清乾隆五十七年，龚自珍在浙江仁和（今杭州）东城马坡巷的一个历史悠久、官宦世家出生。他的祖父与父亲均曾担任朝廷要职，且声望颇高。值得一提的是，龚家不仅官位显赫，在文学领域亦颇有建树。龚自珍的母亲段驯亦擅长诗词，著有诗集《绿华吟榭诗草》，流传至今。龚自珍自小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养成了热爱阅读的习惯，8岁时便开始研读《经史》和《大学》，12岁时已能熟练阅读《说文》。这种对书籍的痴迷，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位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他收藏的书籍非常精良，包括20余种抄本和宋、元版本。此外，他还为众多藏书家撰写了藏书记、藏书诗以及藏书序跋。他的《慈云楼藏书志·序》对古典目录学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展现了他独到的见解。
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龚自珍的文学天赋逐渐显现。他13岁时创作了《知觉辨》，15岁时诗集得以出版。他的一生，共留下了800余首诗词和300余篇文章，后人将其编纂成《龚自珍全集》。他擅长以政论为题材进行诗歌创作，但他的作品并非空洞的议论，也非单纯的散文化表达，而是将思想融入生动的意象之中。他的诗作中，“月之怒容”、“花影之狂舞”、“太行之激昂”、“太行之翱翔”等形象，使得平凡的自然景象变得引人入胜。在《西郊落花歌》一诗中，他将衰颓的景色描绘得如梦似幻，而《己亥杂诗》中的传世佳句“落花非无情之物，化泥护花春意浓”更是传递出对生命新生的美好期盼。身为一代古文大师，龚自珍的散文独具韵味，时而直面现实，时而借物抒情，字句之间充满了深邃的哲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公正地赞扬了龚自珍的文学贡献：“晚清思想的解放，龚自珍确实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光绪年间，那些被称为新学家的学者，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历过崇拜龚自珍的阶段；初次阅读《定庵文集》，感觉仿佛受到了电击。”
在晚清那个年代，想要提升社会地位，读书人的道路极为有限，唯有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龚自珍屡次投身科举，终于荣获进士头衔。然而，这位独具个性的诗人和思想者，他的官场生涯并不平坦。“九州大地生机勃勃赖风雷之力，万马齐喑终究令人悲叹。我奉劝天公能够振作精神，不拘泥于传统，广纳贤才。”这纯粹是他个人的愿望，官场中并不接受，甚至与他的这种观念相悖。他渴望在官场有所建树，却无法忍受卖官鬻爵、集体舞弊的现象。在己亥年（1839年），对官场彻底失去信心的龚自珍选择了辞去官职。
在石景山区政协从事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期间，我有幸收集到了龚自珍游览西山时的趣闻轶事。
道光十九年，龚自珍告别仕途，返乡前踏遍了京城的名胜古迹。在西山八大处游览之际，他乘坐一辆马车，而随从的马车上则装满了诗卷书籍。尽管车载诗书众多，却未能解答他的疑惑。于是，在龙泉庵，他向僧人唯一求借佛经，并留下了“朝借一经复以伞，暮还一经龛已灯。龙华相见再相谢，借经功德龙泉僧”的诗句。僧人唯一慷慨借经，他心中充满感激。为此，他特地邀请唯一一同前往南京龙华相聚。那首名为《别龙泉寺僧唯一》的七言诗，最终融入了《己亥杂诗》的篇章之中。
龙泉庵位居西山八大处的第五座寺院，坐落在风景如画的翠微山腰。龚自珍屡次踏足翠微山，尽情欣赏其秀丽景色，并创作了名为《说京师翠微山》的散文。在这篇仅570字的精短散文中，他如数家珍地描绘了翠微山的山势特点、地理景观，并倾注了自己的深厚情感。他对翠微山上的龙泉与古松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绘。龚自珍在其散文中赞美的翠微四松，如今仅剩三株不知所踪。唯一幸存的一株，是一棵白皮松，它伫立在龙泉庵的祖师堂前，尽管岁月沧桑，却依旧枝繁叶茂，粗壮而高大。
每当我漫步于八大处，总会在龙泉庵中品茗赏风，那儿的松树风姿格外飘逸，加之龚自珍的遗迹亦在此地。
在返回故乡的路上，龚自珍创作了众多诗歌，“九州生气恃风雷”便是其中的佳作，这首诗是在他途径镇江期间，应道士的邀请而创作的祭神之作。尽管名为祭神，实则通过隐喻的手法呼唤社会变革。龚自珍对于突破思想束缚以及追求个性自由的强烈愿望，在散文《病梅馆记》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深入研读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和《病梅馆记》，有助于我们梳理出他思想的发展轨迹和内心的演变过程。他选择辞去官职隐退山林，既是出于无奈，也是一种理智的选择，因为那个时期的晚清官场，黑暗且不适合那些正直且有远见的人。
龚自珍在无法兼顾天下大义后，选择了独善其身。他赞美陶渊明，称其“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并认为陶渊明的诗作并非平淡无奇，而是融合了梁甫之歌的豪放与骚人之风。在这首七言绝句中，龚自珍不仅对陶渊明的品格和诗风表达了深情，还以陶渊明为榜样，流露出对田园生活的深深向往。然而，遗憾的是，龚自珍辞去官职南归不久，便在1841年于江苏丹阳的云阳书院离世，享年49岁。（文中图片均为岳强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