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武田原创的学术汇，被收录于合集，其中有关于敦煌的 2 个，关于壁画的 1 个，关于大唐的 1 个，关于敦煌石窟的 1 个。
唐代时，敦煌石窟群里洞窟数量颇为丰富，它被划分成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四个阶段，在这些洞窟当中，特别是唐前期的洞窟内所绘制的壁画，是以各种各样的经变画作为主体的，基本上占据了敦煌经变画的主体题材以及内容，简直可以说是有唐一代经变画这一方面的全部内容了。
唐时的长安城，寺院非常多而立于各处，有学者统计过，前前后后出现的寺院，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20多座，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荐福寺、还包括千福寺、慈恩寺、西明寺、青龙寺、安国寺、大云寺等，依据唐人张彥远所写的文献《历代名画记》、段成式所写的《寺塔记》，以及其他唐宋时期的文献记载来看，长安的这些寺院，或多或少都有同时期在两京地区很活跃的名家所画的作品，按照当时社会的习俗，那些大画家在像寺院这样的公共空间地方去画壁画，这是他们的艺术水平能够被社会大众知晓、接纳以及认可的重要途径，就如同在唐长安名声大噪的吴道子、阎立本、杨廷光、韩干、王维、尉迟乙僧、张孝师等人，在京城的寺院里都留下了他们的绘画作品，吴道子在各个寺院画壁的时候，常常是他先画出草图样式，接着由弟子刘整等人完成最后的色彩绘制，是流水作业方式。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那些往昔曾在某个时期极为出众、堪称翘楚的画作，如今早就已经消逝不见，被掩埋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不仅仅是长安，甚至可以说全国各地同类作品存在历史缺失，然而在敦煌唐代洞窟中却有着完美留存，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保存在敦煌洞窟中的壁画题材内容，只是长安洛阳两京地区，也就是中原内地寺院壁画的一部分，在壁画数量、规模、艺术水准等方面相互之间有着明显差距，敦煌洞窟壁画的绘制，到了唐代经变画大规模出现，成为这一时期繁华的历史景象。绘制大型整壁经变画，经变画的规模、结构以及画面人物风格，涵盖绘画里建筑、音乐、舞蹈等世俗生活场景，弥漫极浓厚长安气息，可认作唐风代表作，其粉本画稿必定源于长安、洛阳两京地区，所以能认为敦煌唐代洞窟中大型经变画，实为长安同类作品在敦煌真实再现，完全可理解成长安影像再现，因而解读、研究、阐释敦煌洞窟唐代壁画历史文化含义，是重构和复原唐长安社会物质性等方面不可替代考古资料，是大唐长安影像真实记忆。
在这方面，以莫高窟初唐贞观十六年建成的“翟家窟”第220窟作为代表，当中北壁大型药师七佛变里的大型胡旋乐舞画面，以两侧两幅大型的“灯轮”以及中间的“灯楼”为代表，恰恰是张说在《踏歌词》里所描绘的唐长安豪华建筑花萼楼在正月十五夜的情形，那句话是“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还能够认为是张鷟在《朝野佥载》卷三所记载的唐长安城在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夜晚的欢乐至极的盛况，有着规模最为庞大的燃灯舞会。另在别的洞窟，像是第217窟观经变里的建筑画来讲，能够被理解成唐长安大型寺观加上殿堂建筑的缩影，第217窟、103二窟尊胜经变之中大型的青绿山水画，极有可能性是李思训、李昭道等在长安大明宫大同殿描绘的大型山水画的局部影像。
另外，诸如敦煌唐代洞窟壁画里的维摩诘经变各国王子礼佛图，以及涅槃经变各国王子举哀图，其图本极大概率源自以阎立本《职贡图》为代表的、当时于长安出现且流行的各类《王会图》《职贡图》，所以敦煌的各国王子礼佛图与各国王子举哀图，实际上能够被认定为大唐长安极具国际性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万国来会”“万国来朝”“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形象呈现，是丝路盛景于长安城最为集中的图像记载，是长安的盛世影像，极为珍贵。
唐长安社会物质生活的图像记忆，于敦煌壁画等方面有所体现，其内涵丰富多样，所涉范围广泛，诸般情况难以详尽列举，然而客观来讲，此方面研究仍存有诸多空白之处，未来前行之路漫长且责任重大，满是艰难险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