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我国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富魅力的历史阶段。汉代封建统治长达四百余年，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在文化上也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汉民族、汉语言、汉文化都起源于汉代这一伟大的历史时期。汉文明在很多方面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中国人留下了浓厚的心理特征和文化烙印。
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西汉政权，派卫青、霍去病出使匈奴，同时扩大了西汉的政治版图，为北方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随着外患的解决，社会的稳定，汉武帝开始休养生息治理国家，大力发展农业，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进一步增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发达，使西汉成为当时欧亚大陆重要的政治、经济节点。社会的稳定和工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手工业和文化艺术的发展。
雕塑艺术发展概况
在艺术方面，汉代没有继承秦代严谨、细腻的写实风格，这是由于汉初“黄老学派”盛行，又受楚文化的影响。汉武帝时期的艺术形式总体上是浪漫主义的，与秦代的写实主义相比，汉代更注重写意。霍去病墓石刻是汉代艺术的经典之作，体现了汉人自信、创新的精神，体现了那个时代真正的艺术辉煌。
汉代继承了浪漫主义的楚文化，《诗经》和《楚辞》就是这两种文化的代表。《诗经》反映的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楚辞》则是对宇宙和人生奥秘的狂热追求。汉代雕塑艺术的发展，以霍去病墓石雕、说书俑、马踏飞燕、长信宫灯最为有代表性。其中，最有成就的，是马的造型。最杰出的代表作品是《马踏飞燕》。中国雕塑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广阔，种类繁多，而墓葬雕塑则是最具神秘色彩的文化艺术。
汉墓雕塑艺术发展概述
古代墓葬雕塑的发展，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为了彰显皇权的尊严和权威，导致了厚葬文化的盛行。为了彰显皇权的至高无上，皇陵不仅随葬品种类繁多，而且还有在墓前安放神像的习俗。秦汉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盛行厚葬，古代墓葬雕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受到了各种文化的影响。大致可分为早期雕塑、秦汉雕塑、魏晋南北朝雕塑、隋唐五代雕塑、宋元雕塑、明清雕塑等。每个阶段都产生了不同的风格特征。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陵墓制度，并加以发展。陵墓雕塑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由于统治阶级有条件垄断当时最好的工匠和材料，所以陵墓雕塑艺术水平较高，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也比较突出。西汉陵墓制度在整体上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但西汉陵寝设双城，陵寝布置在陵墓中央，坐西朝东。陵墓前设墓葬区，陵墓旁通常修建有庙宇。
除了开凿地面筑墓，另一种墓葬建造形式是凿山为陵。墓室四壁会绘有大量壁画和刻制画像。东汉开创了在神道两侧设置石刻的先例。东汉“凤栖”墓葬中最具代表性的随葬品是成都附近出土的说书俑和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像。霍去病墓中的大型石刻群代表了汉代墓葬雕塑的最高成就，因为它打破了以前的雕刻模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碑刻石刻风格。从风格上分析，与秦代相比，汉代墓葬雕塑的风格更趋向于雄伟、简练。
霍去病墓石刻概况
霍去病六战匈奴，为汉朝献身，功绩深得汉武帝赏识，封为骑将军、冠军侯。然而，霍去病在24岁时就去世了。对于整个汉民族来说，霍去病取得的胜利不仅仅是几场对外战争的胜利，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个敢于与外敌作战的民族英雄，是整个民族都尊敬的。这位年轻的将军霍去病是西汉时期的一位传奇人物。
为了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年轻将领，汉武帝在陵墓的东北侧为霍去病修建了一座陵墓。陵墓造型仿照岐连山，霍去病被赐与合葬。陵墓南北长105米，东西宽73米。修建陵墓时，汉武帝命能工巧匠雕刻了马、牛、虎等多种动物，安放在陵墓上，以颂扬霍去病的赫赫战功。 霍去病墓内共有石刻17块（其中有3块铭刻石），有马踏匈奴、卧马、跳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野人、野兽吃羊、卧牛、野人抱熊、野猪、卧蟾等，还有2块铭刻石。霍去病墓内石刻体量大，风格奇特，这种形式的作品在中外雕刻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在石刻的摆放位置上，“马踏匈奴”摆放在墓前，其余大多散落在墓上，使乾隆时期的黑龙山更具象征性的气氛。
霍去病墓前石刻是我国石刻艺术的瑰宝。西汉初期统治者崇尚无为而治，促进了楚汉文化的融合。在与北方匈奴人的长期战争中，两地文化也不断融合。霍去病墓石刻是在“黄老论”无为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独特艺术形式。作品注重表现器物的形态特征，形神兼备，整体风格庄重古朴、浑厚深邃、自然流畅。其艺术风格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质朴的石刻材料、自然自然的艺术造型、写意夸张的雕刻风格、巧妙的设计构思。
霍去病墓石刻特点
霍去病墓内的石雕全部采用坚硬的花岗岩。花岗岩是乾隆山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广泛，随处可见，物理性质朴素。乾隆山脉的主要成分是花岗岩，是岩浆在地表以下凝结形成的火山岩，主要成分是长石、云母和石英。为了使塑像能长久矗立在陵墓前，霍去病墓内的雕塑选用花岗岩作为材料是比较合适的。霍去病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其墓旁必然伴随无数美丽的玉器和象征地位的青铜礼器，而裸露在墓外的雕塑选用名贵的玉器和青铜器自然是不合适的，一方面容易被盗，另一方面也容易被风雨侵蚀。 为塑造伟大的民族英雄霍去病的陵墓雕刻，选用了质朴的花岗岩作为材料，因此古人常采用质朴的花岗岩进行雕刻，以使其长久保存，而坚硬的花岗岩则因其种种优点而脱颖而出。
霍去病墓石刻的自然性：《野人斗熊》作品远看犹如一块巨石。当时的雕刻家运用了高度夸张的手法刻画野人的形象。造型采用浅浮雕形式，根据原石的凹凸变化，野人双目怒视，牙齿外露，显得狰狞凶狠。雕刻家刻意加强了野人巨大有力的双臂，熊在奋力挣扎，显示出野人无与伦比的力量。艺术家运用线雕、圆雕等技法，使这件作品在寥寥数笔中栩栩如生。《跃马》高145厘米，长240厘米。这件作品整体上利用了原石的自然形态，细节处只作了轻微的雕琢，寓意天成。 作者在创作中并不拘泥于对物体细节的刻画和繁复的装饰，而更注重对瞬间运动和内在精神的把握。他细致刻画了面部、眼部，以浮雕的形式刻画出马其余部分的大致轮廓，具有抽象、迷离的意味。整个造型运用了体、线、面的技法，造型简练、完整、厚重。
相对于跃马的雕刻，卧马的雕刻相对细致，马身各部位表现得更为清晰。从外形上看，卧马形似卧地战马，但又有由卧而起、由静而动的姿态。头部、腿部的雕刻更为细致，动态、表情的雕琢也更为巧妙。汉代雕刻家通过敏锐的观察和高超的技艺，保留了原石的基本形态，朴素的雕刻牢牢抓住了马的特征。
霍去病墓周围石刻造型朴素、粗犷、自然，表现出西汉雕塑艺术的高度象征性。霍去病石刻反映了汉代能工巧匠善于利用原石，简练概括地雕出重点部位，并能自由运用圆雕、浮雕、线雕的结合，合理处理面与线、粗与细、简与繁的对比。重点部位精雕细刻，其他部位则略雕，甚至不雕，运用了东方写意的表现手法。其中卧蟾、野猪、石蛙、鱼等石刻最为简练。这些石刻都巧妙地利用了原有的自然岩石形态，“取石为形”，综合运用圆雕、浮雕、线雕技法，概括准确地捕捉了物体的面部特征。
与秦造像偏向写实相比，秦造像精雕细刻，汉造像则偏向写意、夸张。汉代石刻在充分将表现手法与原石自然形态相结合的同时，更注重选材。作为汉代墓葬雕塑，它并不追求当时墓葬雕塑的制度，而是以纪念为主要目的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霍去病墓石刻的写意、夸张的雕刻风格，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与同时期西方传统的写实雕塑相比，是另一种比较独特的表现形式。霍去病墓石刻采用“因材施雕”的雕刻手法，因石得形，随势而雕，并不刻意追求雷同，破坏石料原形。 以写意、夸张的雕塑风格，在原石上雕琢出鲜活的生命。
霍去病墓石刻的雕刻手法朴素，是其所处时代雕塑艺术特点的典范。人类通过艺术来表达内心的精神世界，但精神世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世界。用写意朴素的雕刻手法来塑造，就如同中国画的写意表现风格，把人的精神世界表达得恰到好处。
霍去病墓石刻所运用的写意手法，更能印证艺术造型的夸张。雕刻的艺术形象生动夸张，与中国画的白描手法相近。通常用写意手法，肯定而果断。雕刻器物时，不会过多考虑刀法和造型的准确度，只用几道刀法，便能刻画出生动夸张的艺术形象，令人耐人寻味。
石匠们雕琢的图案，远看十分逼真，近看或测量时，却不完全准确。动物、人物的形象，与原石保持了原貌，虽然有的地方没有雕刻，但贯穿其中的内在气势，却造就了“有意无意间用笔”的作品。当然，这种贯穿其中的内在气势，是大自然的伟大力量，是人力所不能及的。
霍去病墓石刻作品雄伟、写意、夸张的创作手法运用，无不体现出“自然美”的创作目标。也正因为如此，汉代雕刻家在霍去病墓石刻的构思和雕刻上，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用象征性、夸张性的手法，成功地实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重新结合，取得了作品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统一。这些都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写意智慧，凸显了自然美的魅力。
石匠们创作的形象，从远处看十分逼真，但近看或测量时，就不完全准确了。动物、人物形象，仍是原石，虽然有的地方没有雕刻，但贯穿其中的内在气势，却创造出了“有意而为之，却不以笔为之”的作品。当然，这种贯穿其中的内在气势，是大自然的伟大力量的结果，是人力所不能及的。霍去病墓石刻这种雄伟、写意、夸张的创作手法的运用，无不体现出“自然美”的创作目标。也正是因为如此，汉代雕刻家在霍去病墓石刻的构思和雕刻上，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他们用象征、夸张的手法，成功地实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重新结合，取得了作品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统一。这些都体现了高超的写意智慧，凸显了自然美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