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英雄 传承历史 抗日英雄赵登禹的故事
他是抗战时期真正的战神，给侵略军带来了“空前的伤亡和屈辱”，是唯一一个敢于威胁日军、要杀光平津地区日军的中国将领。
他叫赵登禹，1937年7月28日在北平南苑战斗中牺牲。为了纪念他，北京从此有了一条赵登禹路。
同一天，与赵登禹亲如兄弟的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佟麟阁也在南苑战斗中牺牲，从此又有了一条佟麟阁路。
三年后，原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现三十三集团军中将张自忠在香河战役中牺牲。从此，北京有了第三条以人名命名的马路——张自忠路。至今，北京以人名命名的街道只有三条。
这位将军为国捐躯，但他的坟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坏了。
在陶然亭公园西侧的龙泉胡同里，曾有一座以慈善教育闻名的龙泉寺，旧址现为陶然亭小学。崇敬抗日英雄的老方丈，曾率领四个僧人连夜出城，在高粱地里找到将军的遗体，抬回龙泉寺安葬。为避免日寇的耳目，灵柩在寺里藏了8年。抗战胜利后，年仅10岁的赵雪芬到龙泉寺参拜时，老方丈安慰她说：“将军没有走，我经常在夜间听见将军喊着训练士兵的命令。”
由于赵登禹生前曾立下“打仗的兵，要么生，要么死，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的誓言，1946年7月28日在中山公园举行公祭后，赵将军的灵柩第二天就被抬出龙泉寺，运到卢沟桥东2公里处的西道口山坡上安葬。
1946年11月25日，时任北平市长何思源（山东菏泽人）下达“密令729号”，将市内三条路命名为赵登禹路、童林科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雄。新中国成立后，这三个地名被保留，并沿用至今。
1952年6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的建议下，给赵登禹亲属颁发了“北京八十号革命烈士家属荣誉纪念证”。
文革期间，赵登禹烈士墓被红卫兵掘开，意图盗取“金银财宝”，一无所获后便砸墓而去，烈士遗体不知所踪。
赵登禹墓于1980年重建，位于卢沟桥东文子山，墓碑正面镌刻：“抗日烈士赵登禹将军（1898—1937）之墓”。
1980年至2003年，北京市政府、丰台区政府对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三次修缮、扩建并立了纪念碑，并将其列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
赵登禹烈士墓紧邻京广铁路西跨铁路桥，每天迎接、送别过往的列车，仿佛依然守护着北京的大门。
喜峰口一战成名
1933年3月9日，日军铃木师团攻占热河后，继续追击我撤退部队，向长城罗文峪口、喜峰口方向推进。
长城四面楚歌之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他的部队还未全部进入察哈尔，蒋介石就把他们调往喜峰口，增援罗文峪口。这时赵登禹奉命率领该旅第二一七团、第二一八团从遵化经三屯营向喜峰口堵关。仅一天时间，就奔跑一百七十里，日落前到达喜峰口。赵登禹部署还未完毕，日军第八师团就开始进攻。赵登禹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派王长海的第二一七团到前线夺取喜峰口两翼的长城，第二一八团和特勤大队部署在第二线，日军炮兵、空军联合掩护步兵冲锋。 我军利用有利地形，以猛烈的近战火力，一次次歼灭阵地前的敌人，战士们怀着对侵略者的痛恨，挥舞着刀剑，进行肉搏，迫使敌人后退千余米。
敌我双方再次整编部署，激战一夜。次日拂晓，日军又开始进攻。首先是3架敌机轮流俯冲扫射，轰炸长城一线至洒河桥之间的我二线阵地。接着敌炮兵集中火力，把我方用麻袋封锁的工事炸毁20余米。第三营营长郭家芳率部与敌突击部队展开激烈肉搏，官兵死伤过半。我方阵地虽然高大，居高临下，但地势险峻，增援困难，便转移到预备阵地与敌军展开激战。此战由于敌炮火猛烈，我方官兵伤亡惨重，旅长赵登禹腿部也被敌弹击中。 包扎好伤口后，他立即召集阵地上营级以上干部会议，赵登禹在简单分析了两天的战况后，当晚就提出了出其不意、敌后突袭的方案。他伤心地说：“抗日救国是军人的天职，养兵千日，报国的时刻到了，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国。我们要保持我西北军的优良传统，为先我们牺牲的官兵报仇！”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战斗，与会人员疲惫不堪，但听了赵旅长的动员后，大家立即振作起来，举起双手，眼含热泪地表示决心，坚决执行出击敌军、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的方案。
会后，根据战略部署，第110旅（旅长王志邦）接管喜峰口前沿阵地。赵登禹率领第109旅夜间从潘家口、兰旗等地绕到敌后，袭击敌炮兵阵地。战斗打响后，喜峰口前沿的第110旅立即发起攻击，打开战线，与第109旅夹击敌军。赵登禹命令部队稍事休息，准备夜战。并命令王长海所在团组织敢死队500余人，作为夜袭的先锋。晚上8时，赵登禹率领全旅2000人，渡过滦河，绕到敌营。 当时已是深夜，敌人正酣睡，我敢死队犹如天兵天将，先闯入敌营，拔出红缨大刀，趁着月黑风高，逢敌必砍。日军来不及匆忙穿衣，成了塞外的无头野鬼。各营战士紧跟敢死队，怀着仇恨的火焰，凶猛地杀砍。郭家芳营战士先砍熟睡中的敌炮兵上校，夺了他的地图袋，搜出了日军侵入我长城的部队详细地图。这一战，毙敌约300人，毁敌炮18门，我军也伤亡200余人。 驻守喜峰口、罗文峪口（刘汝明所部一四三师）、义源口（张自忠所部三十八师）的部队，闻赵登禹旅胜利喜讯，立即出击，杀得日军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与此同时，尚震、关林正两部从敌后发起进攻，也收复了冷口。
第29军从此名声大噪，许多国际友人认为这次胜利是其他国家军队无法追赶的奇迹，是“中国不会灭亡”的原因。日军在撤退到承德后悼念阵亡将士时，宣称这是日军侵华以来“空前的伤亡和耻辱”。国民政府向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刘汝明（兼143师师长）、参谋长秦德春、旅长赵登禹等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先把平津地区的日本人全部杀光。
1935年，一三二师驻扎在北平南苑，其二一七团驻扎在第十四营，其一营负责监视敌军武器库，当时有日军飞机，驻扎着一排日军。日寇恃强凌弱，不让我军民通过，激起了一营官兵的愤慨。师长赵登禹得知后，派出一个连将日寇机库团团围住，不让日军进出。经过多次交涉，日寇排长道歉，并承诺不再无理阻拦军民通行。
1936年夏，第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杰熙突然被日军俘虏。
赵登禹、冯治安（三十六师师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刘汝明（一四三师师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人在北京住处商议：“日本鬼子竟敢擅自抓捕我们的高级将领，对我们侮辱得太厉害了，我们不能屈服听之任之。”于是把负责中日联络的陈某（亲日派）叫来，询问情况。陈某说，日本人说宣主任是中央派来的，要向中央汇报……冯治安立即反驳：“他（指宣主任）是中央派来的，我们哪一个不是中央派来的？他向中央汇报，我们也向中央汇报，对吧？他们怎么敢擅自抓捕我们的高级将领？这实在是太不讲理了！”
赵登禹怒气冲冲地对陈说：“你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把入侵者安全送回来，如果超出时间，我们就动手！先把平津地区的日本人全部杀光！”冯志安和赵登禹都怒气冲冲地拿起电话给下属下达命令。冯命令参谋长，赵命令副师长，命令驻扎在平津地区的部队在两个小时内完成作战准备，随时待命行动。此时的陈吓得脸色苍白，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刘如明对陈说：“你马上去找日本人谈判！”陈连忙去找日本人。不久，日本人就把宣杰熙派回来，告诉29军，这次抓捕纯属误会，还假惺惺地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