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期我喜爱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尤其是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如《列宁》、《好》、《向左进军》等，给我的心灵带来战栗的震撼。我开始学写作时，就用《好》的体裁和行文安排，写了一首赞美我所在城市的长诗。诗中除了这个城市的地名、人名、景点名外，几乎全是“好”等口号式的句子。我非常自豪，把这首诗寄给了报社编辑部。更出乎意料的是，编辑部的同志居然给我回信了。信中，他赞扬了我的热情，却委婉地批评说，每个学写作的人，都应该有表达情感的方式。
这件事已经过去好多年了，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为自己的幼稚而脸红。而现在，每次读到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我总会想起这件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读的书越来越多，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因为《好、好、好》、《左、左、左》这样的诗，我的脑海里和思想里就出现了一个整天挥舞着手臂、高喊革命口号的诗人形象。看来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总是皱着眉头，喊得像铃铛一样，歌颂着革命和胜利。我想象中的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温柔，没有爱，面容严肃，一双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和敌意。
其实，这是对马雅可夫斯基的一种偏见。而这种偏见，大概不止我一个。或许，在很多人眼里，马雅可夫斯基有这样的形象，或者应该有这样的形象，就连他的同胞也不例外。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的某处，一片灰白相间的墓碑海洋中，有一块极其耀眼的深紫红色墓碑，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深紫红色的正中央，依然是马雅可夫斯基那张怒气冲冲的头像，这深紫红色，是生者对死者的理解和纪念。对于把他葬在这片神圣之地的同时代人来说，马雅可夫斯基永远是红色的，在他生前死后，也应该永远和红色在一起。
在墨绿与灰色构成的墓地世界里，在生者与死者对话的庄严与沉寂中，这种深紫红色显得过于喧闹与不协调。马雅可夫斯基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他歌颂革命的诗歌几乎全部写于作家们所说的第二时期，也就是1917年至1925年。从历史角度看，这一时期大致可分为：国内战争进军时期、试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即便是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对这场革命也有不同的解读和指导方针，随时都在变化。当时大家都满怀热情，相信只要胜利进军，走直接过渡的道路，就能很快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人怀疑革命的、武装的、“红色恐怖”的手段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一个充满尖锐斗争和对美好未来的强烈渴望的时代。
1917年至1920年间，马雅可夫斯基对这样的革命大加歌颂，他心目中的革命就是进行曲：“尽情歌唱吧！我们的血管里充满春意，我们的心啊！敲响鼓吧！我们的胸膛就是锣。”在国内战争十分惨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全面推行的时代，对马雅可夫斯基来说，革命就是公社，“公社是不能被征服的”，“挺起你英雄的胸膛，前进吧！看天空中飘扬的无数旗帜！”在这样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马雅可夫斯基对敌人的愤怒自然而然地在诗句中迸发出来：“武装部队，前进吧！这里不需要空谈。闭嘴吧，演说家！轮到你说话了，毛瑟同志。我憎恨亚当和夏娃留下的法律，赶走历史的瘦老马。”当然，从这几行诗中我们不难发现，马雅可夫斯基的激情是与毛瑟枪相连的，他对未来的渴望是与虚无主义分不开的。
“向左转”可以说是他这一时期思想的一个典型。“左！左！左！”的口号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深切愿望，也是当时人们的思潮。但是，我们不能再向左转了。胜利地、直接过渡地、剥夺地、甚至战争地建设新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停止。苏维埃俄国已经处于危机的边缘，如果不立即停止这种不断向“左”转的运动，就会陷入深渊。但是，马雅可夫斯基在1920年7月仍然喊道：“真理，睁大眼睛，加上一支步枪——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武器。”但列宁是清醒的，他没有想到共产党人的武器只能是步枪。1921年春，他当机立断地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一次伟大的变革，是一场不被马雅可夫斯基赞扬的革命。
马雅可夫斯基无法理解这种变化，一时之间也无法接受。结果，他因为再也没有了凯旋进行曲的喧嚣而感到生活的平淡。这段时期，他在给几乎同居的女友莉莉娅的一封信中，透露出了挥之不去的忧郁和惆怅。马雅可夫斯基习惯了轰轰烈烈、气势十足的岁月，因此对新经济政策下俄国相对平静的岁月感到不适应。如果稍加留意，不难发现，马雅可夫斯基这段时期并没有留下什么激动人心的诗篇，他甚至连创作都感到困难。只是随着列宁的逝世，他心中的革命意识才重新燃起。伟大的作品《列宁》就是在那段时期创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