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西式宫廷礼服
顾维钧的妻子唐梅和大儿子顾德昌
顾维钧故居
胡荣华
1912年6月初，天津英租界维多利亚路上的利顺德饭店住进了一位相貌堂堂、举止优雅、风度翩翩的英俊男子，他衣着讲究、举止优雅、谈吐风趣。
六年后，正是这位年轻人，在巴黎和会上勇敢地站出来，为中国对山东的主权辩护。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人不能放弃山东，就像基督徒不能放弃耶路撒冷一样。”感动了铁石心肠的西方代表，坚决拒绝签署有损中国主权的《凡尔赛条约》，并最终迫使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就山东问题做出对中国有利的决议。也正是这个年轻人33年后，在美国旧金山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使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无数个不平凡的时刻，当民族面临外敌欺辱的时候，这个人总是站出来在国际社会上大声疾呼，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他就是曾任民国两届政府外交部长、被国共两党公认为“一代外交奇才”的顾维钧。
顾维钧，字少川，1887年生于江苏嘉定（今上海）。1905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历任外交部部长、外交部部长。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外交部参赞。1915年任驻美、日等国公使，后调任驻美大使。1918年11月，出席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争取山东主权，拒绝对德签订和约。1922年起，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长、财政部长，两度出任外交部长。任代理总理。1931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1932年，任东北光复委员会委员长，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国联李顿委员会，向委员会提供日本侵华的证据。同年，任驻法公使， 1934年任中国政府代表出席国际联盟大会。1934年任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1935年任中国政府首席代表出席国际联盟大会。 1945年任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筹备委员会首席代表，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946年至1949年任驻美国大使、中国代表团团长。 1957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晚年定居美国纽约，1985年病逝，享年98岁。
对于顾维钧来说，天津是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城市，它不仅承载着他青春的雄心壮志和初恋的美好回忆，更是他和家人在危难时刻的避风港，因为其宅邸建于天津市和平区河北道267号（现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使用）。
第一次作为朋友来天津
顾维钧第一次来天津是1912年6月，他跟随好友、晚清著名外交家唐绍仪而来。
唐绍仪是清政府1872年派往美国的第一批公费留学生之一，也是近代为恢复中国海关统治而努力的第一人。1908年，唐绍仪在北京大学任教，在北京大学任教。绍义到美国帮助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两人在一次中国使团欢迎留美学生的宴会上相识。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顾维钧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青年，被学生代表推选发表答谢演讲。当这位热情洋溢的年轻人走下讲台时，中国代表团团长唐绍仪快步走了过来，两对一双双爱国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让顾维钧激动不已，他对外交事业非常感兴趣，对这位中国外交界的老前辈也十分敬佩。通过餐桌上的交谈，唐绍仪也十分欣赏这个有志向、有见识的帅哥，建议他毕业之后回国服役。
1912年4月底，完成学业、满怀报国热情的顾维钧，经过十余年的长途跋涉，终于从美国抵达当时的北洋政府首都北京。不到20天，当时唐绍仪是北洋政府第一任总理，顾维钧经唐绍仪推荐，出任袁世凯大总统秘书，兼任总理府秘书。
唐绍仪此举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顾维钧的确是个人才，安排他同时在总统府和总理府工作，可以让他大致了解一下内阁的工作。一方面，唐绍仪在政治上对中国政府有一定的影响，这确实是对年轻人的一种锻炼；另一方面，唐绍仪早年留学美国，深受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后，他又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经黄兴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在建立中国民主制度问题上，他和孙中山有相同的想法。这次他出任国务院总理，就是因为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与北洋政府进行谈判，希望以袁世凯组阁牵制总统权力。他安排顾维钧等青年才俊在总统府当秘书，相当于在袁世凯身边安了一只眼线。
精明干练的顾维钧深知唐绍仪的苦心，欣然承担了这一使命，以两厅秘书的身份往返于总统府和总理府之间，随时向唐绍仪汇报袁世凯的一举一动因为他的心是民主与共和的，在这期间，两人渐渐成为超越年龄的挚友。
1912年5月底，由于袁世凯屡屡超越职权，安插亲信入阁，干扰唐绍仪的任用，唐绍仪意识到袁世凯没有推行民主政治的诚意，便愤然辞去国务总理职务，离开了北京后返回家乡天津。
顾维钧作为官场上的通行做法，与其他7位国务秘书一起辞职，不仅如此，他甚至不想再当总统府的秘书了。此时的顾维钧，和大多数有志青年一样，初入社会，对现状不满，却又对未来迷茫，急需有识之士的指点。在他心目中，这个有识之士不是父母亲人，而是朋友唐绍仪。因此，唐绍仪走后很久，顾维钧才不辞而别，踏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
生命坐标的初步确定
唐绍仪曾任清政府天津海关总署署长，他在天津的住所建在当时的英租界内。当顾维钧敲开唐家的门，跟着仆人来到唐家面前时，唐绍仪感到十分惊讶，高兴极了，问：“维君，你不是总统府的秘书吗？怎么会来天津呢？”顾维君回答：“我也是唐先生的秘书。唐先生辞职了，我也应该跟着唐先生干。”唐。”唐想了想，继续说道：“公务员条例上写着，书记和总理同进同退。所以，你可以辞去国务院职务，但不必也辞去总统府的职务。”顾维钧怒道：“总统府书记官一职，原是唐先生推荐的，袁世凯不懂民主政治，我愿与唐先生共进退。” “”。唐绍仪听闻此事，心里很高兴，立即摆上家宴，招待顾维钧，同时，他开始担心起这个年轻人的未来。
此后的日子里，顾维钧成了唐府的常客。他和唐绍仪谈心，谈论中国的政治形势、外交战略等问题。每当唐家有重要客人来访时，顾维钧便会也受邀出席。有一天，顾维钧再次进入唐府时，发现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人，原来是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梁士诒开门见山地说：“顾先生不辞而别，总统府也不知所措！这次袁总统特意命我来天津，就是为了请顾先生回京，顾先生不会给我面子！”顾维钧赶紧婉转解释道，他在总统府的工作并不重要，直接从美国经西伯利亚来到北京，这次来天津主要是为了从天津坐船去上海看望父母。寒暄过后，梁士诣便告辞，临走前再次劝顾维钧回总统府履新。
梁士逸走后，唐绍仪悄悄把顾维钧带到书房，闭门长谈。唐绍仪以朋友和前辈的双重身份警告他：“维钧！我也是身经百战的人，明白想念你们这些刚回国的年轻人。我知道你们辞去总统府秘书一职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我欣赏你们的忠诚，但我不想影响你们的未来因为我的职位。你还年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总统府秘书这个职位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回上海参观一下是对的你的父母，但请你从上海回来后一定要立即回北京。也许你觉得总统府秘书这个职位太清闲了。其实，你的真正职位是在外交部。”这句话感动了顾维钧心里一动。顾告诉唐，当时外交部副部长颜惠卿邀请他进外交部，他有些犹豫。唐很认真地告诉他：“答应吧！外交部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所在地。”我们这样的人，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学以致用。中国太弱了，在国际社会上处处受欺负。希望你以后能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说话。”这次谈话对顾维钧的一生影响深远。正如顾维钧自己所说，唐家璇的建议帮助他“选择了自己未来职业的道路”。因为从此以后，他就把外交报效祖国作为自己人生的坐标。
天津的幸福婚姻
顾维钧此次天津之行也有很大收获，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并相恋，毕竟这是他的初恋。
顾维钧一生有过四段婚姻，第一段是和上海名中医张龙鹏的侄女结婚，由于这段婚姻是双方父母逼迫的，并非顾维钧本意，两人也并非夫妻。婚后不久，两人便协议离婚。因此，在顾维钧心里，他真正的感情生活是从第二次婚姻开始的。
顾的第二任妻子名叫唐宝月（英文名May，所以也叫唐梅），是唐绍仪的长女。唐绍仪在北京任总理时，为了安全起见，把家人安置在了天津的寓所里。唐氏很想念父亲，经常从天津到北京看望父亲。顾维钧有一天去总理府，偶然遇见了唐小姐。唐小姐虽然不是绝色美女，但良好的教养和慷慨的言行给顾维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顾维钧在北京的一次官员子弟野餐会上又遇见了唐小姐。两人还没来得及说话，唐小姐就因事中途退场了，这让顾维钧很是气愤。顾维钧一时十分失望。
到了天津之后，顾维钧在唐家又遇到了唐宝月，经过多次接触，两颗年轻的心互相吸引，唐绍仪似乎也看出了一些迹象，当然，如果女儿能有这么好的归宿，这也正是他想要的。于是唐先生开始想办法故意给这两个年轻人创造单独见面的机会。每天，他都邀请顾先生到他家吃午饭和晚饭。午饭后，唐先生总是以各种借口让顾维钧陪女儿上街给家里买东西。这样，顾维钧和唐小姐在天津逛街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们一起去滨江路逛街，在天仙喝茶两人在茶园、全贤戏院看戏，爱情渐渐升温。1912年8月，顾维钧乘船回上海探望父母，唐宝月也恰巧乘船回上海探望姑母。好久没见了。那次一起去上海的旅程，让两人几乎形影不离。于是，那年从上海回来后，两人很快就在天津订婚了。
1913年6月4日，顾维钧与唐宝月在上海虹口花园正式举行婚礼，两人婚后感情深厚，1915年，顾维钧任驻美公使期间，唐宝月为顾维钧生下长子儿子顾德昌在华盛顿；1918年，他们心爱的女儿顾菊珍出生。可惜好姻缘被天妒。1918年10月，美国爆发大规模西班牙流感，唐宝月成为这场流感让顾维钧不幸丧命，爱妻的离世对顾维钧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甚至为此向北洋政府递交辞呈，但因巴黎和会即将召开而被拒绝。
“伪装”前往安全避难所
1922年5月底，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凯旋归来的顾维钧随即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外交部长。此时，阴郁的政治气氛笼罩着北京。袁世凯时期，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剧烈分裂，三大军阀皖系、直系、奉系争夺最高权力，爆发大规模混战，甚至军阀内部也发生内讧。利益分配问题上，北京的官商关系经常发生争执，整个社会极度动荡。为了应对这种非常情况，当时北京的许多政治领导人选择在天津租界购买土地、建造房屋。因为天津是作为当时中国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这里有英、法、美、德、俄、日、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九个国家的租界。他们实行了独立于中国行政制度和法律体系之外的另一套殖民统治，这些“国中之国”在外国军舰的保护下，成为失去权力的难民的避难所。
回国后不久，顾维钧也开始在天津租界建造住宅。他先托熟人买下了英租界威灵顿路的一块地，然后请了英国的设计师，把公寓设计成典型的西式古典建筑。房屋建成后，总占地面积1320平方米，建筑面积1547平方米。主楼为三层，砖木结构。共有35栋楼房和2栋平房，建筑立面为红色圆柱砖墙，窗洞采用拱门组合，门前有一对巴洛克式扭柱，这栋典雅端庄的建筑至今仍屹立于. 天津市和平区河北道267号。
顾维钧虽然定居天津，但因公务繁忙，顾维钧本人并不常回这里居住，而是家人和朋友经常在此居住。1922年7月，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当时新加坡糖王的女儿蕙兰从新加坡回来与丈夫团聚，第一次住在这里。此后，黄蕙兰曾把这套房子借给姐姐住。后来，为了家人的安全，顾顾维钧曾允许黄蕙兰及其子女长期住在其天津家中，顾维钧仅回过天津家一次。
1924年10月25日，北京顾家。顾维钧刚起床，他的厨子突然从外面跑进来，气喘吁吁地报告：“糟了！出事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队占领了电信局，包围了总统府。”满城都是冯将军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厨子讲的是1924年10月冯玉祥叛逃，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的事。顾维钧听了，心里想，这事儿错了。他的外交部长一职是曹锟提名任命的，冯玉祥不会轻易放过他。当天，他就立即搬到北京使馆区一位外国友人的住处躲了起来。一夜之间，第二天一早，他就搭乘加拿大好友何石的车，匆匆返回天津家中。在这个关键时刻，天津再次成为他人生中的“避风港”。但为了长远安全，他这次只在家里呆了几天就匆匆离去。此后，又因各种原因之后，他再也没有回来。
关于顾维钧的逃亡有两种有趣的说法。当时报纸上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是顾维钧伪装成女人逃到天津。因为顾维钧乘坐何实的车到达天津时，遇到了《中国新闻周刊》主编辛普森。北京先驱报，在法租界的帝国酒店门口，两人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第二天早上，北京先驱报刊登新闻报道称，顾维钧医生伪装成一名女性逃离了北京。然而对此，顾维钧本人一直予以否认。另一个版本见于黄蕙兰的回忆录《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其中称，顾维钧在这次逃亡中，并没有穿女装。但为了丈夫的安全，黄蕙兰有一次，他从下人手里要了一套蓝布农服给顾维钧换上，并让他把平时穿的皮鞋换成下人才穿的粗布鞋。
如今，就让顾氏着装问题成为历史之谜，随风飘散吧!但天津这座城市确实曾给这位伟大的外交家和他的家人留下了太多温暖的回忆。
晚年的顾维钧每每想到此事，都感慨万千。1980年和1984年，90岁的顾维钧因身体不好，曾两次托付自己和唐宝月的亲生女儿顾菊珍重回天津故居。可以想象，当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看到女儿从天津带回来的故居照片时，他脸上会露出怎样的笑容？怀念、幸福、甜蜜还是悲伤？
20世纪20年代的顾维钧
顾维钧签署联合国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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