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
一
很多年前，一位名叫王贻芳的读者从常州寄来一本我的散文集，请我署名。他是一位好学的藏书家。去年春天，我和几位家乡武进（现常州市新北区）的文友一起去游览齐梁古镇万岁，问他们是否认识王贻芳。常州晚报副刊部原主任李寿生说，常武和文坛打交道的人都认识他，但没听说过王贻芳这个人。我只好回京后，找到王贻芳的地址，给他写了封信。
王贻芳回信说：“我既不是文化界的人，您自然不可能打听得到。这段时间，我对江苏保存的六朝石刻颇感兴趣。我先去了丹阳，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把散落在田野里的十一处六朝石刻全部看完了。它们的雄浑、典雅、生机勃勃令我惊叹，但又担心它们经受了日晒雨淋、荒废之后的保存状态。不知道您有没有实地看过？如果没有，我可以做您的导游，等您秋天回来时陪您去参观（即使您是丹阳人，知道这十一处石刻的人也寥寥无几）。后来我又去句容寻找，不久还要去南京探寻。我把丹阳保存较好的石刻之一——天麓的照片寄给您。”
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参观过城郊的几座六朝陵墓，但对丹阳的六朝石刻却一无所知。其实，王贻芳信中提到的十一处石刻中，最近的一处距离我的家乡只有十多公里。王贻芳写给我的信全部都是用繁体字写的，因此，我本以为他是一位老学者。没想到，他亲自开车来接我，竟然是一位刚过四十岁的中年男子，在常州市城建部门任职，藏书、游览古迹是他的爱好。
从我家出发，大约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到达岭口镇。王贻芳告诉我，建康到兰陵有一条水路，由秦淮河汇入长江，再从京口（今镇江）沿莲湖水系（今大运河）到岭口。还有水渠将岭口与丹阳东北村落连接起来。齐梁十余座陵墓上的石碑、天禄、石麒麟等巨物都是通过这条水路运输的。王贻芳说，丹阳十余座齐梁陵墓遗址中，唯有建陵尚存神道碑。更引人注目的是，两块相对而立的神道碑上刻着“文太祖神道”八个大字，左边的是正读的文字，右边的是反读的文字。这时，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本《建康兰陵六朝墓葬研究》的书，翻到第72、73页，指着它对我说：“你看这块梁武平中侯孝敬墓碑，第72页是全图，是倒着读的，而第73页是局部图，是按正文读的。显然，编者根本就没有去过现场，把这张图印倒了。”
我拿着《建康兰陵六朝墓葬调查》看了看，看到书的作者是朱克，立即对王贻芳说：“这本书的再版与我有关！”王贻芳会意地说道：“我知道你认识朱克的一个女儿，2004年她写了一篇《朱克与明城墙》的文章，文中提到了他的很多重要著作。这本《建康兰陵六朝墓葬调查》和《金陵古迹调查》以及《金陵古迹名胜图片集》都是中华书局2006年再版的。幸亏我们有这套书，不然我们也不可能在田野里发现那么多六朝石刻了！”
二
那天，王贻芳带我到丹阳去看齐梁石刻十一方。他说，第一次来丹阳寻找，是靠着朱克的《建康兰陵六朝墓葬考》才找到碑的。一周前他去南京寻找时，看到了梁武平中侯孝敬墓碑。他当场与《建康兰陵六朝墓葬考》对照，发现书上的一张照片印反了。
回京后，我打电话给朱克的女儿朱元春，问她知不知道《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录》中有一张照片是倒着的。她反问我：“照片是倒在哪一页的？”我说我没有那本书，记不清了。她说：“《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录》和《金陵古迹图录》以及《金陵古迹名胜图片册》是同时再版的。没有你写的这篇文章，就不会有这套书的再版。你是我第一个要感谢的人。我肯定早就把那本书送给你了，《金陵古迹名胜图片册》肯定是精装的，你可要仔细找找啊！”
1959年我到南京上大学后，读过朱克先生的《金陵古迹风景名胜图片集》，但不知道他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时，因保护南京古城墙被打成右派，也不知道他后来被关进南京图书馆，并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直到2002年6月，民盟北京第十次代表会议期间，朱元春来找我“讨教”，我才知道他的丰厚遗产至今还没有机会整理出版。朱元春从代表名单上看到我是搞文学编辑的，便来找我诉说她的苦衷：“我是学理工科的，在北京工商大学任教，对文史一窍不通。祖父和父亲留下了很多著作，包括大量的手稿，我想退休后把它们整理出版，也想写些文章纪念他们，但我不会写！您能帮我吗？……”
会后，从朱元春提供的一堆资料中，我得知她的爷爷是现代国学大师朱希祖，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长，藏书多达25万册，他的藏书处因曾收藏宋代郦道元《水经》珍贵副本而被称为“郦亭”。她的父亲朱克也是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受聘于中央大学经济系，25岁就当上了教授、系主任。除了出版过多本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和论文外，还出版了《流云流水》、《韩满集》等文学作品。更令人敬佩的是，受父亲朱希祖的影响，自1932年起，他在教学之余，对南京及周边地区的名胜古迹进行研究，亲自拍照、测量，撰写了《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名胜图片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出版后在学术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1951年9月22日，刘伯承、陈毅接见了他。刘伯承高兴地说：“我在延安读到您的书时，就想见见作者。今天书和作者都在我面前，可以说是心愿成真了。”接着，他又陪刘伯承、陈伯承爬清凉山、看莫愁湖、看石头城，再到凤凰台参观瓦官庙遗址，继而参拜南唐两座陵墓……
2003年，朱元春退休后立即返回南京，她兴奋地打电话给我，说在南京图书馆找到了父亲几部遗作的手稿，其中有一本自传，此外，父亲在旅行中拍摄的数千张老照片还保存完好……于是，我建议她回京途中在济南停留，到山东画报社《老照片》编辑部看看有没有出版意向。她回京后不久，就把《我的祖父朱希祖》一文寄给我，请我修改。经过修改，这本她退休后的第一部作品作为目录第二篇发表在第32期《老照片》上。收到她寄来的《老照片》集子后，我看见这本集子的标题是章诒和的《最后的贵族》，就给她打电话说：“你写父亲的时候，一定要多去跟章诒和聊聊，学习一下她的写作经验……”章诒和是我和她都很熟悉的朋友（朱克曾任民盟江苏省委委员，认识时任民盟主席的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我相信，她和章诒和交流后，一定能写出一篇很好的文章来纪念她的父亲。因此，虽然她向我提供了许多关于她父亲的宝贵资料，希望我写一篇文章来评论她的父亲，但我并没有动笔。直到2004年9月初，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将斥资16.6亿元、用3年时间修缮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明城墙”，并最终达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历史文化遗产的标准”，我才萌生了写《朱克与“明城墙”》这篇论文的念头。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我还没看样报，就接到了两位出版界同行的长途电话，他们向我要朱元春的电话号码，商讨再版朱克旧作事宜。
三
记得2002年我和朱元春初相识，谈及再版她父亲旧作一事时，我建议她去南京找到民间杂志《开卷》的主编叶兆言和董宁文，请这两位文友帮忙向江苏的出版社推荐《金陵古迹概况》《金陵古迹胜景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概况》。朱元春接受了我的建议，叶兆言和董宁文也乐于助人，分别向江苏美术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推荐了这套书。两家出版社的编辑和领导都很喜欢这套书，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列入出版计划。
朱元春告诉我，《朱克与明城墙》出版后，在出版界引起强烈反响。最早赶到的百花文艺出版社与朱元春签约，将朱克的《元大都宫殿研究》、《明清宫殿园林演变研究》、《北京宫殿研究》三部作品合并，于2005年5月出版了《故都》。随后中华书局的编辑们又到北京工商大学找到朱元春，说想出版《朱熙祖文集》。朱元春知道台湾已出版《朱希祖先生文集》，但因手头无书，而祖父未发表的作品、手稿、书信还在收集中，便称手头仅有父亲朱克的《金陵古迹风景名胜照片集》《金陵古迹研究》《建康兰陵六朝陵墓照片研究》三本，问能否出版？中华书局欣然同意，于是三本书于2006年8月同时上市。
中华书局编辑部为《金陵古迹名胜图片册》、《金陵古迹图》、《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所写的《出版札记》均对朱克先生的生平作了简要的记述，说他“一生著述颇丰，在财政、金融、文学、历史、考古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他还作了详细介绍，“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大兴新都南京，致使南京大量文物古迹遭到破坏。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些回忆，也为了督促政府保护文物，朱克先生用了三年时间，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了《金陵古迹名胜图片集》、《金陵古迹图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集》三本书。同时，他还利用暑假去北京实地摄影、勘测，撰写了《元大都宫殿图集》、《明清宫殿园林沿革图集》、《北京宫殿图集》等书。”朱元春前几天告诉我，他父亲还写了一篇关于北京文物古迹的长文， 《辽金燕京城垣宫殿图》等，可惜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前北京》时，并未找到，只能日后再版时再补充。她还说，父亲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提到自己去北京考察文物古迹时，拍了500多张照片，但这些珍贵的底片至今未找到，可能已毁于十年浩劫。
为了弄清中华书局版《建康兰陵六朝墓葬研究》中梁武平中侯孝敬墓碑照片为何被倒置，我到朱元春家中查看她手中的1936年商务印书馆版《建康兰陵六朝墓葬研究》影印件。朱元春告诉我，她父亲民国时期出版的著作，现在她家里已经没有了。那是1966年8月26日，南京图书馆造反派和南京工学院红卫兵在她家里焚书半天，她父亲虽然屡屡阻拦，并表示这些书已捐给国家（1965年捐给南京图书馆，“文革”前并未全部搬走），但无济于事。 8月30日、9月24日夜里，红卫兵两次闯入她家搜查，拿走了100多卷古画、古董……“文革”结束后，这些被没收的书籍、文物、卷轴大部分都没有归还。她从上海图书馆复印了《建康兰陵六朝墓葬研究》初版。复印件证实，初版中梁武平中侯孝敬墓碑的照片没有倒过来，底片还在。她还说，她和出版社签了合同后，父亲的8部旧作都重印了。除上述四部作品外，还有《玄奘西游记》（中华书局，2007年7月）、《游走西南天地》、《韩漫集》（凤凰出版社，2008年1月）和《天峰海涛楼札记》（中华书局，2009年6月）。她向出版社提供了朱克这八部旧作的详细资料。
查找这些资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记得2002年，朱元春说，她第一次去国家图书馆借祖父的抄本时，遭到了拒绝。后来，她自称是朱希祖的孙女，并告诉国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宋本《周礼》、明本《水经注》和《雅江行部志》原是她祖父朱希祖的，是她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的。此后，国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在查找相关资料方面为她提供了不少便利。十多年来，除了国家图书馆，朱元春还多次到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档案馆、校史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寻找父亲和祖父的相关资料。原来，复印一页资料要花五毛钱。由于找到的相关信息十分丰富，光是复印费就相当可观。后来她得知，上海图书馆建有数据库，只要在电脑上输入父亲或祖父的名字，加上作品名称、发表报刊、发表日期，就能找到民国时期的所有报刊。令她惊喜的是，她还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姑母朱丹（原全国人大代表、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的日记手稿。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我问她这些年找到了多少有关父亲的作品时，她从书柜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朱克与南京》（杨新华主编，南京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说：“我提供了书的正面42部朱克先生的作品，背面36部朱克先生的手稿。”《朱克与南京》是为了纪念朱克先生诞辰100周年而出版的。随着朱克旧作的再版和大量珍贵手稿的发现，证明了他不仅是保护南京“明城墙”的英雄，还是一位著作颇丰的学者和一位正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