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8日下午，春节刚刚过去，广州街头过节的喜庆气氛还没有散去。
在中国南方的这座大城市，胡新华在家准备晚饭，等待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政法记者安科下班回家。
胡新华一边做饭，一边等着听《广东新闻》即将播出的有关“文冲造船厂”的新闻，因为这篇采访是儿子中午刚刚在家里整理出来的。
“是的，听起来比平常好。是麦克风帮了你的忙。”对于儿子的第一次口述录音，母亲并没有过多夸奖，但她其实比任何人都更期待儿子的作品能够传遍广州的大街小巷。
晚上7点左右，焦急的胡新华夫妇听到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胡新华拿起电话，还没听完一半，就感觉天旋地转、天塌下来——电话是从广州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打来的，消息是：安柯因勇敢被歹徒刺伤不幸身亡。
安可的书架上，还静静地放着他从小最喜欢的书《雷锋的故事》。
胡新华一直为儿子尊敬雷锋、效仿雷锋、像雷锋而深感自豪，但她没想到，儿子离开后，也会像雷锋一样。
但安柯为何要面对如此恶毒的歹徒？还有，人们会像记住雷锋一样永远记住他吗？
革命教育
事实上，随着安柯的成长，他有无数次机会避开自己后来选择的道路，走一条更安全、更稳定、更一致、更符合自己“身份”的道路，并不一定会导致悲剧。 。
安科1959年8月31日出生于广州，他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城市人”，更是一个起点比普通人高一半的“干部儿子”。
安可的父亲安明新，河北省赞皇县人。战争年代，他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后来他当了干部，随工作调到广州。安柯是家里第一个广州人。
安柯辜负了他出生的家庭和生活的时代：从他开始认识图片起，他喜欢读的就是描绘共产党英雄烈士的小人物书籍；自从懂得文字起，他就爱听革命时代的战争故事；自从他能够选择衣服后，他就喜欢穿着蓝白条纹的海军制服，和朋友们在院子里“打架”。
母亲胡新华早已为儿子准备好了教育阶梯：从《雷锋的故事》、《一个平凡的战士》，到不朽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安柯最喜欢的当然是那部《雷锋的故事”。
“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忘我私利的共产主义作风，不顾个人安危的无产阶级斗争精神。”
年轻的安克还没有完全理解周总理亲自总结的“雷锋精神”，但从小学到高中，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他关心班上的每个人，总是主动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每个人都承担着班级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任务。
成长的磨难
1976年，随着广州炎热夏季的到来，安柯也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让复杂的社会考验着他能沿着偶像雷锋的道路走多远。
上山下乡是当时知识青年的常见路径。不过，考虑到安克的家庭背景，他在广州找到一份合法的工作并留下来并不困难。
安明欣和胡新华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儿子的未来。没想到，有一天，一位熟人将一份支农登记表放在了他们面前。上面的名字和字迹都是安柯熟悉的，支援目的地写着：西藏。
虽然安克的精神值得称赞，但支持西藏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并不是他想去就能去的。
经过深思熟虑，组织决定尊重他支农的想法，安排他到广州市附近的增城县石滩农场合作青年农场工作。
增城地处北回归线，气温高、雨量多、霜日少、光照充足，非常适合种植各种农作物。改革开放前，这里的农民常年在地里劳作。
皮嫩肉嫩的安柯光着脚踩在泥水里。由于不熟悉农事，当他将生石灰改良土壤倒入地里时，石灰溅到了安柯的脚上，烧掉了他的脚趾头。
这位17岁的干部儿子从小就和农民同胞们像同伴一样长大。他非常亲密和友好。他满脸笑容，背起100多公斤土、化肥和稻谷，走过泥泞的田埂。
在他担任组长的大田组里，没有一个农民没有得到过安柯的各种帮助：也许当他们忙于完成自己的农活时，安柯就会出现在他们所在的田地里。负责和波。或者在家干活生病卧床不能上班的时候，安科就会拿着药站在一旁，边熬药边观察记录农民的病情，直到他完全康复。
整个支农的18个月里，无论是她的父母还是她的农友们，都没有听到安柯抱怨过一次。
不过，安柯毕竟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用飘逸的笔迹和诗意的语言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段时光：“石为刀之友，障碍为意之友”。 “付出是为了获得”。 ，性格就会变得卑鄙。”“九个月的农村生活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但这还不够。我必须继续学习。”
1977年9月，安克追随雷锋的脚步，在石滩农场合作社加入了共青团。
在农村交出满分的安科很快迎来了人生下一次难得的成长机遇：随着对越自卫还击决策进入实际部署，两广军队开始了招募军队并扩大其成员。
这一次，父母并没有阻止儿子“继承家业”。 1978年3月，安克入伍，被分配到标准的前线危险岗位：侦察兵。车站也脱离了父母的视线，来到了广西的越南边境。
1979年，他们收到了儿子从前线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包含着坚定的誓言：“为了保卫祖国，我将不惜一切代价无私地奉献自己的生命。”他们知道战争是真实的。地面开始了。
安明欣夫妇不可能不担心儿子的生活，但儿子的觉悟和成长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战场上，安轲骁勇善战，足智多谋。他多次独自在越南执行侦察任务，然后又悄悄返回，报告准确的军事情报，指导战友发动准确有效的攻击。
对于战友来说，没有什么比有安柯在身边更让人安心的了。
有一次，班长叶德烈正在无私地侦察敌情，却没有注意到身后飞来一颗炮弹。就在炮弹即将落地的时候，一个滚烫的身体从旁边扑了过来，然后就听到一声巨响。周围爆炸了。
叶德烈从尘土中站起来，发现自己毫发无伤，安柯却被一颗小弹片擦伤了后脑勺，脖子处鲜血直流。
还有一次深入敌后的侦察任务。由于正值雨季，侦察路线需要穿过茂密的森林。晚上安柯和队友失散了。
为了坚决完成战斗任务，不让战友担心，他运用在广州中学学到的地理知识，依靠随身携带的指南针、干粮和山泉水，到达了侦察目标的顶端在任务规定的时间内，并为战友们立好牌子后，他返回了营地。
看到安柯孤胆英雄归来，战友们陷入疯狂的喜悦之中，互相拥抱。安柯对“同志”二字所蕴含的深情有了更深的体会。
因为这次英勇的侦察工作，安柯出发前提交的入党申请自然是毫无异议地获得了批准，军队还授予他三等功。
在部队的4年里，安科共获得连、团级嘉奖6项。他本人不仅连续多年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学习模范”，还完成了从共青团员到共产党员的光荣转变。升华。他所带的班级也是连队的“尖兵班”、“作风标兵班”。
英雄之死
1981年11月，安柯以令人信服的表现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他从部队复员回到广州。他的新单位是广东广播电台。
安可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一段话来激励自己面对新角色：“你一定要快点活下去，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场意想不到的悲惨事件都会打断你的生活。”
谁也没想到，这句话后来成为了谶语。
在编辑组工作一年，学习了修改、校对、审核录音、接听电话等新闻工作的基本技能后，广东电视台决定再次把他放到第一线——成为一名政法人员。记者。
广东广播电台的老主们发现自己与广州二中的师生、石滩农场合作社的乡亲、侦察队的同志们陷入了同一个“魔圈”，无法逃脱。爱上了这个英俊的年轻人。
每天来到单位，门一定是开着的，水瓶一定是已经装满的，桌子和地板都保持着干净整洁，就连老师傅们爱看的报纸也都放上了。货架。只需等待一天的工作立即开始即可。
这些事情都是安克主动、自愿、无偿、不间断地做的。
简老同志找不到表达爱意的方式，只好回答安可的问题，传授压箱底的经验和技巧。
很快，安柯就从一个擅长持枪的军人，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擅长拿笔、独立撰写新闻的记者。
老同志并不担心安柯的文化水平。已考入广州业余大学新闻系。他抓紧时间学习政治、中文、地理、历史等记者必备的文化知识，就像他努力练习战技一样。
通过刻苦学习，安柯迟早会赶上前辈的。他们只担心一件事。
老同志说：“小安，政法记者要经常报道各种案件，敢于反映群众呼声，同各种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不能怕危险，不能得罪人。” ”
安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喜欢当政法记者，不怕苦，不怕危险，我考虑的是如何学好本领，做好政法报道。”
这可信吗？其实不用多说，从石滩到边境，安柯已经一次又一次的验证着这句话。
1982年12月中旬，越秀区人民法院民事法庭决定对一栋违建房屋采取强制拆迁措施。
搬迁当天，广州正下着倾盆大雨。原本和他一起去的同事有了退出的打算，试探性地问安柯：“雨这么大，你还想去吗？”
只听到一个简单有力的回答：“走！”。回头一看，安柯已经穿上雨衣和水鞋，在雨中骑着自行车出发了。
就这样，这位三等功的年轻记者走遍了经济蓬勃发展的广州，报道和报道高速增长的副作用，成为政府与群众沟通的一座小而重要的桥梁。
但无论是广州人民还是安明欣夫妇都没有想到，有一天安柯会用自己的生命来提醒大家，解决快速增长带来的副作用是多么重要。
1983年3月8日下午6点15分，安柯从业余大学新闻课下课，和两个同学有说有笑地走在长堤大街上。
晚上广州日报还有夜班辅导，所以一定要抽出时间去吃晚饭。
安柯和同学们走进了一家叫华光小吃店的餐馆。他们没有注意到，身后有四双无知而贪婪的眼睛，专注地盯着他们鼓鼓囊囊的装满书籍的背包。
安柯正沉浸在广州传统美食的享受中，突然听到同学小何喊道：“抓小偷！”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出了商店。
店外，四个黑帮模样的年轻人背着萧何的大书包正在狂奔。
萧何追上了其中一名盗贼。没想到，另一名盗贼却转过身来，眼神凶狠。他竟然亮出一把广东、广西地区常见的牛角刀，反手刺向萧何。
这个恶毒至极的歹徒名叫王金涛。他的角刀即将刺入萧何的身体，猛烈的拳脚猛击，将萧何逼得连连后退。
让黑帮王金涛狼狈不堪的，正是英雄老兵安柯。眼见同伙处于下风，另外三名匪徒周杰荣、唐东毅、赖绍昌也纷纷亮出匕首，向安柯冲去。
广州繁华的马路上，数百名下班回家的人只是看着马路中间，安柯以一敌四。
可悲的是，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太惧怕匪徒手中的凶器，还是因为普通人没有安柯这样崇高的勇气和觉悟。几十分钟，没有人出面帮助安柯，也没有人赶走这个极度危险的歹徒。
都说两拳敌不过四手，更何况是八爪握着凶器。
突然，人们发现不对劲了。安柯的后背和肋骨都在流血，衣服都被染成了可怕的红色。
安柯全身都是刀伤，与歹徒从店门右侧挣扎到柱子左侧。他用尽最后的力气飞了起来，一脚踢飞了歹徒。
这一击失败了，因为安柯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只能摇摇晃晃地背靠着一根石柱坐下。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维持着上半身，怒视着凶手。
一名年轻女子快步上前查看安柯的伤势。一名机动三轮车司机和安柯的两名同学将他送往附近的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抢救。
然而仅仅20分钟后，6点45分，医生就不得不宣布安柯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就像雷锋一样，安克去世后，人们翻阅他留下的日记，追忆他的人生历程，采访他的家人、同学、战友、同事，他们悲痛万分，发现广州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年轻人。 。 ，中国又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雷锋”。
新闻界的同仁感慨万千地发表了安柯的事迹和日记，整个广州城陷入了悲伤之中。
整整一个月，埋葬安柯的银河革命公墓前鲜花不断绽放，数万人瞻仰。
安明的新家里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封信件。这些信件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他们钦佩安柯高尚的品格，为了安慰失去独生子的安明欣夫妇，纷纷提出做他们的儿子。
这个新时代的雷锋不仅感动了中国，在广州大学就读的留学生看到报道后也流下了眼泪。
暨南大学主动组织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13名留学生、港澳学生和华侨代表来到安克家，向安克遗像前献上了常青的松柏和锦缎。
一名尼日利亚女学生说：“安克，不仅中国青少年要学，外国青少年也必须学。”
安克去世当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授予安克“模范共产党员”称号。人民政府立即追认安克为革命烈士。银河革命公墓后来成为银河烈士陵园。
广州市公安局对王金涛等四名凶手展开全力追捕。在广东肇庆、广西南宁、浙江杭州等地公安机关和群众协助下，外逃的凶手已于4月11日全部被抓获。
5月2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驳回犯罪嫌疑人上诉，维持王金涛、唐东毅、周杰荣死刑并立即执行；赖绍昌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当时，国家开展了强力“打假”行动，捣毁了众多犯罪团伙。
安柯后来被评为“80年代杰出青年”，这个称号他当之无愧。十多年来，各种纪念形式在民间从未断绝。
2021年，安科的感人事迹将再次出现在老单位广州广播电台、广州银河烈士陵园特别策划的《广州英雄建党百年》节目中。
人们没有忘记雷锋，也不会忘记安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