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两位老人参观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地。记者 徐元斌 摄
昨天，在石屏桥，郑智胜讲述了当年的故事。记者 龙再全 摄
共有墓葬131座，埋葬着573人。其中，红卫兵约占40%。人们习惯称这座墓地为红卫兵墓地。昨天，天气阴沉，有点冷。墓地周围有高墙。三三两两的游客从报纸上得知该墓地被评为文物后纷纷前来参观。 42年后，该墓地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为了成为文物，它也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
为文物评估未来规划收集数据，两年多采访2000人
昨天下午5点，在沙坪公园，收集整理红卫兵墓地史料的罗华带着记者，让保安打开了红卫兵墓地的铁门。罗华现为沙区作家协会会员。 43年前，14岁的他是一名红卫兵，在北碚朝阳中学读初一。他亲眼目睹红卫兵同学在他身边倒下，再也站不起来。 “这里埋着六个和我同岁的人，最小的8岁。”他说：“每次走进这里，我的心都会痛。”
2007年9月，罗华在一些有识之士的邀请下，在沙坪公园管理人员的指导下，开始收集有关红卫兵墓地的一些历史资料，为今后的文物申报打下基础。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和另外两人采访了约 2000 人，其中约 1200 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信息。受访者几乎都是墓葬者的亲属、朋友、同学等。沙坪公园负责人钱礼全介绍说，他们总共投入约40万元用于收集历史资料。去年5月，罗华等人填写了文物申报表，并向市文化广电局报备。
评为文物两次勘察两次讨论
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规定1980年以前具有代表性、具有历史、科学、艺术、社会价值的历史文物，均可列为文物。
市文化广电局副总工程师吴涛昨天回忆，早在2005年，我市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提出了法案、提案，希望加强红卫兵墓地保护。当时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一是认为该墓地不符合文物标准；其次，他们认为红卫兵墓地记录了一段特殊的历史，没有必要保存。
2007年，我市启动了第三次文物普查。首先，重庆师范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前往墓地查明墓葬数量。随后，我市文物调查专家来到陵园进行调查。去年，吴涛与市内文史、党史、近代史、建筑史、规划等10余位知名专家又就红卫兵墓地申报文物鉴定工作召开了两次研讨会。吴涛回忆，在两次会议上，他都提出：“我们要面向未来，不能忘记惨痛的历史。”有专家指出，这座承载着历史的墓地，正因风雨而遭到自然破坏，必须参照法律高度进行保护和抢救。 “没有一个专家反对对红卫兵墓园的文物进行评估。”
前景规划可能成为一个景点
去年12月15日，对罗华来说是一个可喜的日子：这一天，他们接到沙区红卫兵墓地被评为市级文物的通知。他认为下一步将是抢救文物。罗华说，这座墓地已被破坏过三次：一是墓地建成后不久，农民就把墓碑搬走，用来盖房子；三是墓地建成后不久，农民就把墓碑搬走了，用来盖房子；三是墓地被破坏了。第二，20世纪70年代，有人认为墓中埋有枪支和匕首。 ，盗贼挖洞进入；第三，由于不明原因，大约有五座坟墓倒塌。而且，墓碑上的文字已经严重风化，只剩下百分之八十左右。
但生存并不容易。罗华回忆，文革后，我市一位市领导下令把墓地围起来。 20世纪80年代，栅栏再次得到修复。沙坪公园管理方近年来加强了管理。甚至设立了警卫亭。
旅游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蒲永健建议，这里可以作为旅游景点，供游客参观、接受教育。
记者 聂超
（应受访者要求，罗华化名）
文物揭示为何墓碑高低不一、地形分散且资金有限
墓地内的墓碑高低错落，最高的墓碑约有8米。 1967年，当他第一次下葬时，坟墓中插入了一块刻有死者姓名的木块。直到1968年2月，陵园才开始大整修：修建墓碑，大部分模仿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 1969年1月，工程竣工。墓碑高度的差异是由于资金和地形等因素造成的。
记者 聂超
研究人员说
曾忠（重庆沙坪坝区师范学院退休教师） 我是第一个发现死者身份的人
2003年，曾忠从学校退学后，买了一台相机来收集照片。当他无意中去了沙坪公园，走进古墓群时，他惊呆了。 “我没有参加那场打斗，但受害者是我的同学。”曾忠决定记录下这段历史。
今年以来，家住沙坪坝小龙坎的曾忠每天早上起床就去墓地。 “每次有人来探望或祭奠，我都会上去询问他们与死者的关系。”据遇难者家属提供的消息。根据线索，曾忠采访了死者的相关人士。三年后，曾重结识了50多名遇难者家属，并编写了《沙坪公园“文革”墓葬研究》一书。如今，这些已成为红卫兵墓地保护的重要历史参考。记者 胡顺涛
陈晓文（重庆出版社编辑） 碑文全部我录了
早在曾仲谦时期，陈小文就开始关注沙坪坝红卫兵墓地，是迄今为止该墓地碑文记录最完整的人。
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编纂“文革”十年史，陈晓文和朋友邀请他到公墓见面。 “眼前的一幕让我们非常惊讶。”他回忆说，墓碑风化严重，有些字已经模糊了。而且，很多古迹都被周边居民搬回了自己的家中。 “如果不加以保护和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重要的历史载体将永远消失。”从那时起，陈晓文和他的朋友们开始记录每块墓碑上的铭文。与此同时，在他和一些人的建议下，沙坪公园开始对墓地进行保护。记者 胡顺涛
何述（重庆“文革”研究专家、《红艳春秋》原副主编）扎实厚重的历史
陈晓文和曾忠因共同关心沙坪坝红卫兵公墓而成为好友，何舒也在他们身边。
“红卫兵公墓是一个时代的背影，是一段用水泥和砖块凝固的厚重历史。”何舒表示，将其设立为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规范化保护，是对中国历史的重要贡献。何舒表示，将红卫兵墓地建立为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规范化保护，是对中国历史的重要贡献。何舒表示，申报的成功表明，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政治文明。 “事实上，人民群众已经具备了理性面对文革历史的社会心理环境，我们的民族也变得更加成熟。”记者 胡顺涛
文物的故事经过他的手，埋葬了近300人。老人们写下回忆录来纪念他们。
67岁的郑智胜因派出近300人安葬于沙坪公园红卫兵公墓，在沙坪坝地区享有盛名。回忆起那一年，郑先生的声音突然低沉起来，眼里充满了泪水。 “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埋在墓地里。”郑先生因斗殴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然而，这并没有减轻他对死者的愧疚。
每次去墓地我都会哭
走上墓地长长的石阶最后一级台阶，67岁的郑智胜轻轻拂去墓碑前的杂草，默默地凝视着这块高约2米的墓碑。 “坟墓里埋的是我的干妹妹，名叫秦春菊，是我亲自带进来的，当时只有十多岁，从沙坪坝到河韵学校送饭的时候被枪杀了。” ”。郑智胜记得很清楚。墓地里记载着许多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埋葬的具体地点。当时，郑智胜是电气工程系电力专业的学生，负责处理遗体。 “每年我都会去墓地，和同学朋友们聊天，每次我都会泪流满面。”昨天，郑先生眼含泪水说道。
我曾经看到农民撬开坟墓的地基
“以前每个坟墓都只是一个土包，所有的墓碑都是战事平息后新建的。”郑先生说，因在战斗中发生一起杀人事件，他于1970年6月26日被关押在白鹤岭五号沙区看守所。 1976年底，他和几名犯人外出运粮，特意要求看守去墓地参观。没想到，一走到墓地门口，就看到一群农民拿着铁锨和钢钻，猛烈地撬开墓基，把挖出来的石头搬回家。他们悲痛欲绝，立刻大声喊叫，然后农民们就拿着工具逃跑了。
“虽然我已经服刑完毕，但这些年来我的愧疚感从未减少。”郑先生说，他写了一本约50万字的回忆录，其中有关这一时期的章节约占三分之一。记者 杨悦 来源：重庆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