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国核（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教授）
近日，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陕西省文物局、西安市文物局召开专家论证会，确认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江村墓及其陵墓为汉文帝巴陵，同时也纠正了白鹿原凤凰嘴一带为巴陵所在地的“传统”观点。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大进展工作会，通报了陕西江村墓考古的重要成果。本文结合前人研究和近十年考古钻探发掘材料，简述确认汉文帝巴陵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
蒋村墓葬发掘现场一号（2019年5月15日摄）。新华社
无封地：这与《史记》、《汉书》的记载一致。
考古资料显示，江村墓未覆土，仅以河卵石围之。这与《史记·孝文帝本纪》中文帝“不筑陵，以省财，不烦民”的记载相吻合。同样，文帝遗书中也写到“巴陵山川不变，莫为改”。不筑土丘成为汉朝及后世效仿的典范，受到推崇。如刘向就劝西汉成帝不要筑大山陵，枉天下。魏文帝撰《终则》：“汉文帝不筑陵，因无巴陵之需；光武帝掘陵，因原陵树木茂密。巴陵建成，是史氏之功；原陵发掘，明帝之过。”江村墓不筑土丘的实际意义，主要有三：一是文帝葬时俭朴；二是巴陵所在山川保持原貌，寓意与自然融为一体；三是没有给当时盛行的盗墓活动留下痕迹。现在看来，没有土丘是证明江村墓为巴陵的第一证据。巴陵也是秦汉以来第一座不依山而建的帝王陵墓，司马迁《史记》相关记载不假。
汉文帝不修山陵、不建山陵，这是事实。《汉书》中“以尉亚夫为车骑将军，以部下郭翰为卫将军，以大夫张武为复将军，遣近郡兵一万六千人，内史部兵一万五千人，臧国传复土，复武将军”的“复土”又该如何理解呢？一般认为，“复土”包括包括坟丘在内的回填工程。因此，江村墓的“复土”除了将墓室回填至平整，保证无积水外，还包括恢复“山川原貌”的地形，这也是汉代前后“高旷”之地安葬的一般规律。
蒋村墓外藏坑出土的印章（2020年5月7日摄）。新华社
墓葬形式：彰显西汉帝王陵墓的规范化模式
一系列考古研究结论证明，西汉帝陵均采用帝后合葬制，巴帝陵也不例外。窦皇后陵位于江村陵东北部，有自己的内陵外棺制度，开创了西汉“同墓异陵”的标准化模式。焦南峰先生列举了西汉帝陵的构成要素，包括陵墓、封土（方顶）、陵墓（方心）、门、寝园、陵庙、外藏坑、道路、陪葬墓、陪葬墓、陵镇、罪犯墓地、园林省、园林庙、官府、夫人居所、陵墓建造者居所等（《西汉帝陵形态与制度要素分析与预测》，《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对比江村墓的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除缺少封土和内陵墙外，其他要素基本齐全。因此，文帝巴陵与景帝阳陵十分相似，反映了西汉帝陵标准化模式的形成。
当然，标准化不只是帝陵要素的系统化，也包括具体的数据和内涵。比如，陵墓共有四条斜坡式墓道，以东墓道最长；墓室面积5000平方米（不含墓道），深30余米；墓室周围近百座外棺坑排列整齐，体现了中央衙署的职能。比如，北侧发掘坑出土“仓廪”“马厩”印，西侧坑出土“司空”印，明确了“待死如生”的外储功能模式，或者可以理解为一种集权的象征。这些标准化的内涵设计，一直影响到西汉晚期。
墓园建设：明确“双轨”规划方向
已明确划定的西汉十座陵墓为：汉高祖长陵东西长810米，南北长960米，平面呈南北纵长方形。汉惠帝安陵东西长967米，南北长840米。汉景帝阳陵东西长2300米，南北长1900米。以后各陵均为东西走向的横长方形。最后一座陵墓——汉平帝康陵，实现了外陵由横长方形向纵长方形的转变，完成了南北—东西—南北—南北的循环。
其中巴陵东西长1200米，南北宽860米，为东西向。刘庆柱、李毓芳等认为“西汉陵东有司马门，为正门，前有司马道，陪葬墓均在司马道旁，故西汉陵为东向”（《西汉陵寝调查研究》，文物出版社，1982年）。也有学者指出，陵墓总体规划以汉长安城为中心，面对京师，呈南北向对称布局。蒋村墓的确认，再次印证了地府帝陵比同陵离都城更近一步的规划理念，即南北方向的规划意识始终存在于陵墓格局中。这正是“陵如都城”的真实写照。
简葬特点：体现减礼不减制的思想
据文献记载，文帝曾下诏“令全国百官百姓丧葬三日内，除丧服”，“不禁娶妇女，庙中饮酒食肉”，“不禁百姓在宫中哭泣”。可见，当时必定实行了短丧、减礼的丧葬制度。“修建帝陵，一律用陶器，不准用金、银、铜、锡作饰物”的记载，与考古发现可相互印证。室韦界内一号、二号遗址发掘的几座外层储藏坑，应是江村墓的独特构型。出土了一系列随葬品，以陪葬品为主，包括大量陶俑和金属小件制品。这与下葬稍晚的薄太后南陵外葬坑出土的众多精美的金银器和实用的铁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深地体现了文帝简葬的思想。
但重礼不减制（等级）的现象也十分明显。无论是陵墓制度还是陵墓规格，都与“帝陵”这一中心主题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外层储藏坑中发现的手持钳子的人像和受刑的囚犯，这种刻意的模仿，表明皇权等级制根深蒂固。《晋书·锁臣传》记载，西晋末年，长安饿民以殷焕、介吾为首，“盗韩巴、杜氏墓，获珍宝甚多”。无法辨别所获珍宝是否来自江村墓，若加以分析，则可能来自杜陵，也可能来自汉武帝时期巴陵的随葬品和窦太后时期的随葬品。
陵墓内外：体现汉文帝的个性
众所周知，汉文帝刘恒以代王身份入局，作为汉惠帝的同辈，他并没有葬在咸阳平原渭河北岸的高祖长陵，而是在都城长安东南的巴陵平原寻找自己的葬地。选址本身，就开创了个性化的先例。《史记·张释之传》记载：文帝带着沈夫人和内侍张释之视察巴陵。“令沈夫人弹琴，文帝倚琴而歌，心情凄婉悲切。转而对群臣说：‘唏嘘！棺材是北山的石头，里面又用麻布、棉絮、漆器包裹，怎能搬动呢？’身边的人都说：‘好。’适之挺身而出说：‘若其中有可取之处，即便囚禁在南山，也还有缺口；若其中无可取之处，即便没有石棺，又有何顾虑！’”文帝大加赞赏，后又任适之为刑部尚书。从早年江村墓被盗的资料看，“棺材以北山石为之”无法考证，实行“黄肠题仇”的葬制也合情合理。张适之简葬的建议反而被汉文帝采纳，并衍生为“不封防盗”成为公案，载入史册，成为汉文帝的一项革新。 《后汉书·光武帝本纪》记载：“古之帝王之葬，皆陶俑泥器，木车茅马，后人不知其所在。太宗知始末之义，景帝能奉孝，天下乱矣，唯巴陵享福，完好无损，岂不妙哉！”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初修寿陵时，立志效仿文帝，虽未能实行，但也证明了巴陵独特的历史价值。
此外，《汉书·文帝记》记载：“（四年）始建固城庙。”东汉傅谦注：“庙在长安城南。”汉文帝很早就为自己修建了固城庙。巴陵与固城庙的对应位置必定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学者考证，文献记载的固城庙、萩竹田、阊门园（宫）等均应位于阊门一带，而阊门是位于长安城东南的一座楼阁。《汉书·郊祀之尚》记载：“文帝出阊门，似见道北有五人，遂立五帝坛，祭祀五人。”因此，巴陵、陵庙、五帝祭祀三位一体，成为巴陵的又一显著特点，并影响了日后陵庙关系。
此外，考古发现发现，江村墓与窦皇后墓之间，还有一座东西向的“Y”字形墓葬。这样的葬式布局在西汉帝陵中独一无二，说明墓主人的地位不会很低。据《汉书·遗志》记载，汉武帝即位时，“明年，主公筑陵……陵已筑，余地为后妃西园陵，余地分给以下亲族功臣。”婕妤是宫中妃嫔的品级称号，汉武帝开始设立婕妤这一品级。因此，墓主人并非地位低于皇后的婕妤。至于是否是文帝宠爱的沈夫人，文献中没有记载。而汉文帝与窦皇后所生的嫡女馆陶公主则被葬在巴陵，两者是否一致目前尚不能确定。
凤嘴之下：“纪念封”的历史传承意义
长期以来，史学界和考古界都误认为位于西安市灞桥区西王街道茅尧园村白鹿原南岸的“凤凰口”是汉文帝陵墓。其原因就在于对文献中“以山为墓”的误解。元代学者罗天祥在《长安分类志》中写道，文帝陵墓“在凤凰口下，白鹿原北，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明代何仲谟《永大记》中记载，元辛卯年秋，八水冲破文帝陵外仙门，冲出石板五百余块。于是人们坚信皇帝的墓穴就在凤凰口，直到本世纪初（蒋村墓被盗前），考古界也一直这么认为。
凤凰嘴至今仍残存石碑十余块，其中大部分为明清时期的祭祀牌位。如今，科学考古调查发掘已经彻底改写了元代以后的记载，纠正了学术界的错误判断，也说明巴陵确凿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不过，凤凰嘴的元代以后祭祀遗物、文物也已进入巴陵相关的遗产保护体系，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巴陵文化遗产的“纪念印章”，开展研究，让它们活起来。
光明日报（2021年12月20日，第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