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墓地和祠堂是新中国成立前，确切地说是土改前封建宗族社会关系的体现产物。慈善墓地是同一宗族、同一民族内部的慈善组织。用贝氏慈善墓地章程的话来说，“本墓地为基金会”，“性质为慈善，宗旨为宗族救济”，“将尽其所能，办理宗族内救济、扶养孤寡、老弱、赏识贫儿、资助教育等救济事业”。祠堂是同一宗族祖先的祭祀场所。墓地管理机构往往与祠堂同时设立，由墓地派专人负责管理和承担祠堂的经费。按照传统习俗，祠堂要到五代以后才能分支建立，苏州贝氏历史上曾有两处墓地和两处祠堂。
留余义庄
浙江兰溪贝氏（兰塘公）明代中叶迁居苏州，从此繁衍生息，欣欣向荣。从第四代贝作至今，主要有两支：一为横山公支，一为千古公支，约传至第十七、十八代。从家族支脉和人数上看，千古公支大于横山公支。为完成祖父贝庸、父亲贝胜三的夙愿，千古公第十二代贝金恩与其族兄贝遵义之妻王氏（及其子延宗）在苏州创建留余义庄。从1877年12月4日贝继恩《设元和县义舍案》及江苏巡抚吴元炳转报中可知，贝氏家族“为弘扬遗志，共谋捐田以养家”，义舍之地“在常州、元和两县，田地大小不一，五百亩六分九里，种子年租五百一石三斗三升，除纳赋税、扫墓等用外，余以永济贫民。并建九十四椽之屋一所，位于元和县正谊同坊巷”。1878年11月9日“下诏核准设立留余义舍”。这是贝氏家族在苏州建造的第一座义舍。
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六屿义庄因社会矛盾重重、时局动荡而难以维持。贝继恩之子贝礼泰（第十三世）1936年在《宗亲捐资六屿义庄以利宗族记》中写道：“自古施恩者不求回报，受恩者不忘恩情，民风淳朴，故此有此风气。”如今，“施者吝啬，受者不耻，施受之道贫乏，慷慨大义之精神少见。”“近年佃户借饥荒问题多方刁难，先是疲于奔命，后又顽抗。”“宗主每年收入大减，用于供养宗族的义庄土地，恐怕难以长久维持。”
留屿义舍从创办到运作数十年，主要由贝氏千古公支系经营，但义舍也惠及了贝氏其他支系成员。就在留屿义舍陷入困境之时，衡山公支系第十三代贝仁元（子润生）分别于民国七年（1918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两次伸出援手，共捐献银元一万两千两。民国七年捐献银元时，根据《义舍周族规章》，贝氏宗祠（虎丘通桥附近）收藏了贝仁元父亲（梅村公）的牌位，供奉。
成勋亦庄
贝氏家族的第二处义墓，是衡山支第十三代贝仁元独立创办的承训义墓。1934年7月，贝仁元在《承训义墓志》中，阐述了创办义墓的愿望和目的。一是要以范仲淹和贝氏先祖为榜样。“苏州义墓始自范文正，以俸禄所得，在城外购置良田千亩，以养族人。”“贝氏亦有残存义墓，维持至今，以促宗族团结。”二是要报答祖父贝希范、父亲贝家、叔父贝家有（贝仁元是二家之子，即家族继承人）的誓言。 “志向远大，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幸好他不再从商，还有余钱来完成‘未竟的志向’。”第三，他认为“留德于子孙不如留财于子孙，留公财不如独留子孙。”贝仁远的仁爱源远流长，他不只是口头说说，也不只救济本族的穷人。
贝仁远13岁时，母亲去世，靠族人接济，16岁便到上海瑞康颜料店当学徒，“出门时，简陋的行李也由刘裕义庄出资。”由于他为人老实，勤奋敬业，28岁便当上了瑞康颜料店的店长。他很有商业头脑。当时，靛蓝在上海盛行，而中国传统的用植物提取物印染的纺织物容易褪色。在得知德国拜耳公司发明了一种化学代用品，即将进入中国市场后，他努力取得该公司产品在华的经销权，并将此产品命名为“阴丹士林”，在全国建立销售网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贝仁远因此获得了“颜料大王”的称号。用这种颜料印染的长袍，成为绅士和成功人士的时尚和代表。据说上海流行的“来善”也源于此。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颜料无法进入中国，贝在战前曾囤积了大量颜料，因价格高昂而获利颇丰（另一说是战前他与德国拜耳公司签订了大量合同，但拜耳公司因战争原因无法履行合同，事后贝可能得到了高额赔偿）。1911年，贝任上海总商会理事、副会长；1912年任上海总商会理事，1915年当选为全国商会副会长。他在商业成功的同时，投资10万银元支援辛亥革命；向湖南赈灾捐款5500银元；并倡议在上海工商界创办“溥仪工艺师学堂”，收容贫民子弟和孤儿接受培训。在贝的支持下，黄炎培创办了著名的中华职业学校，贝出资1万元。
贝仁元始终不忘家乡的恩情，1916年，他捐资12500元创办了苏州第一所公立幼儿园——吴县城东幼儿园（位于中友记巷）。1929年，他又出资修建了苏州火车站南侧的桥梁及附近的道路（新路要经过贝家的土地，贝同意征用），改善了火车站与古城之间的交通。他为纪念父亲，将这座桥命名为“梅村桥”（即平门桥）。他的善举证明，创办贝氏诚勋慈善院是他一生心愿，乐善好施，济贫济困，热心公益。
诚训义舍始创于1933年，经吴县政府、省民政厅、内政部同意，于1935年12月以吴县县政府布告第484号批准成立。根据义舍登记事项清单，该义舍“设苏州城狮子林旁办事处”，财产共计现金6万元，土地1361亩，0.86里，房屋33间，总值4.44元。理事为贝仁远、贝一奎（贝仁远之子）、贝礼泰（千古支第十三代）。诚训义舍成立前，苏州狮子林已被贝仁远购得。义庄成立后，义庄管理人章程中明确写明“狮子林归承勋义庄管理，故另拟利息收入五万元，作为园内修葺等费用”，并“选派管事、工人若干人，专管园务”。这也说明，狮子林虽为贝仁元所购（狮子林南北两壁石碑），但并非为其个人享用，而为家族所共有。当时修葺旧园时，苏州社会人士有言“润生（即贝仁元）不定居不建房，只建庙宇，修葺园宇，耗费巨资，实属罕见”。贝聿铭先生重游狮子林时也曾说：“我小时候常来此游玩。”
成勋义庄与留余义庄并存天下，各有分工，如“族谱后来由两庄恢复，经费亦由两庄分担”。但因贝仁源财力雄厚，千古支族人口众多，同宗其他支族族人也得到贝仁源不少帮助。据贝家亲戚陆启孝先生回忆，苏州解放前夕，贝家后裔将义庄土地全部分给佃户，自种自耕。
程氏贞孝祠（山塘潼桥西北家祠）
贝家第四代传人蓝堂公，是明代礼部尚书贝佐，娶程孺人为妻。其曾孙（乾古公之子）贝昭普于乾隆二年（1737年）向朝廷告发其曾祖母贞洁养孤三十四年，曾为父亲吸出痈疽。乾隆三年（1738年），朝廷认可其贞洁孝顺，并拨款于乾隆十年（1745年）修建程氏贞孝牌坊。次年，贝家在牌坊后修建了三间祠堂。祠堂后有三间带楼，楼旁花圃有亭子两间，亭后有三间。祠堂前两间屋子为饮食休息之用，祠堂两边有余房，出租用于祭祀。据记载，当时祠堂内仅供奉贝昭普的曾祖母、祖母、母亲的牌位。咸丰十年（1860年）祠堂毁于战火，同治初年重修。从史料记载中可知，当时程氏节节牌坊为官府所建，而祠堂则为贝氏自建，以千古支为主。
贝氏宗祠（狮子林旁）
据陆启孝先生回忆，关于贝仁远在狮子林修建贝家祠堂，还有一段传说。“建祠堂还宗，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建义舍，二是建族校，以便支系建祠堂。贝同意条件，于是买下狮子林（用于建祠堂），并在旁边建了祠堂、义舍、族校（即现在的狮子林管理处办事处，民国式建筑）。”其实，根据《吴中贝氏家谱》记载的规定，捐献、祭祀必须达到一定数额，才能还宗族。说白了，如果你是宗族后裔，你没有经济实力，你就不可能回祖敬宗，更不可能以支系身份修建祠堂。这并非宗族家族独有的现象，而是当时封建宗族社会的普遍反映。
1918年贝仁生购得狮子林后，随即在园旁兴建祠堂。祠堂仿照其亲家天官坊陆氏新祠堂设计，前墙、门厅、第一间正厅供奉男性祖宗牌位，第二间屋及厢房供奉先祖程孺人及其他女性祖宗牌位，第三间为厢房。1934年至1935年间，贝仁元支派（衡山支派的延续）修建新祠堂并举行祭祀，苏州贝氏各支派均参与祭祀。1937年，祠堂再次开放，这次只有贝仁元支派参与祭祀。（见现民俗博物馆收藏的贝氏宗祠牌匾照片）
1953年，贝家孙贝焕章等贝家后人将狮子林、祠堂、义墓、族校等移交给政府。1954年2月，略加修缮后，狮子林和祠堂部分对外开放。第一进为现祠堂，后两进为现民俗博物馆。
研究、回顾家族史，并不意味着提倡复古或封建伦理道德。家族和宗族是构成社会的细胞，研究家族和宗族是研究人的发展的必要工作。由于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长期不重视，我们很多人对一些过去的称谓，如养子、养孙、共祖等都不了解；很多人不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问起时，身边大多数人连四五代祖先的名字都报不出来（农村的要报几个）。笔者曾在美国纽约自由女神像下看到一个展览馆，里面展示着美国地图，上面标注了最早踏上美国土地的家族的名字和后来的变化。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每年都有许多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小学生来寻根。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家谱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努力发掘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遗存。今天我们提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尊老爱幼、仁爱宽容、济贫济困、热心公益、家庭和睦等美德，都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传统中。我们应该从传统中汲取精髓，弘扬民族的优良传统。幸运的是，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早在上世纪末，上海图书馆就收集了各类家谱、族谱，并设立了专门的图书馆，供读者查阅。《吴中北家谱》作为样本陈列在图书馆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