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届戛纳电影节于7月6日至17日在法国戛纳举办，由金棕榈奖得主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执导，蒂尔达·斯文顿主演、贾樟柯联合监制的电影《纪念》入围主竞赛单元。
去年疫情期间，贾樟柯在荷兰电影杂志《电影》上发表了一封致全球影迷的公开信，题为《继续前行》。阿彼察邦紧随其后，积极回应，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下的电影》的文章。两位导演可以说是互相欣赏。
回望家乡，视野会更加开阔，包容度也会更高。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被誉为亚洲新一代电影大师、“慢电影”的杰出代表。他曾多次获得国际大奖：2000年凭借剧情片处女作《正午》奠定其在影坛的地位；2002年《祝福》获第5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2004年《热带疾病》获第5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奖；2006年《爱情综合症》获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提名；2010年《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获第6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
阿彼察邦在泰国东北部的孔敬长大，在那里他发现了“电影”。阿彼察邦说：“我在孔敬度过的时光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这些年来我经常想起我的青少年时代。”
阿彼察邦的父母都是医生，他的家就在医院里。因此，对于在医院里长大的阿彼察邦来说，医院就是他的游乐场。他依恋医院的空间，医院里药味、消毒水味。
阿彼察邦说，小时候在家里会翻看医学书籍。“那时我还没有接触过电影，但通过翻看课本上的图片，比如细胞、微生物的图片，我感觉眼界开阔了。它让我走出了小镇和医院，走进了更广阔的世界。”
阿彼察邦的家乡让他发现了电影，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但也摧毁了他的一些梦想，所以阿彼察邦说自己对家乡是爱恨交织的。“爱是因为我很执着于家乡的记忆，我在那里度过了很自由的童年，它教会了我很多知识，给了我很多梦想的机会。但也正是家乡摧毁了我的一些梦想，比如这个小镇上的种种苦难，这个小镇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美丽。”
家乡也是贾樟柯拍电影梦想开始的地方。从第一部电影《小武》开始，贾樟柯的大部分电影都是在家乡汾阳拍摄，围绕家乡构思。问及原因，贾樟柯说，首先是对家乡的了解和熟悉，其次是情感的走向：“中国地域辽阔，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性格、不同的性格特征。对待同一件事或者对待一种感情，每个地区说话的方式、思考的方式都不一样。我是山西汾阳人，我最了解的情感处理和表达一定是来自汾阳人，所以我愿意把我电影里的人物设定为山西人或者汾阳人。”
贾樟柯与阿彼察邦都出生于1970年。贾樟柯认为，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离开家乡走向更大的世界后，回首故乡的视野会更开阔、更包容。“小时候在封闭的小城市，对外面的世界会有很丰富的想象。但长大了，走遍了大地，就会发现，中国很多中小城市其实都一样。我的故乡，既有情感上的独特性，也有代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生活状态和发展状况的普遍性。”
疫情一方面带来了和平，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焦虑。
阿彼察邦在拍摄《梦的墓地》期间得到了贾樟柯的大力支持，贾樟柯甚至还担任其最新影片《回忆》的联合制片人。
《回忆》是阿彼察邦在泰国以外的首部剧情片，影片讲述一位花农前往哥伦比亚波哥大，结识了一位法国考古学家和一位年轻音乐家的故事。她每天晚上都会被可怕的巨响所扰，无法入睡，并产生幻觉，于是她试图找到幻觉的根源。
对于与贾樟柯的合作，阿彼察邦笑称一开始很紧张，怕在贾樟柯面前“丢脸”，但整个合作过程非常愉快。“贾导演一直记着自己是制片人，他和所有好的制片人一样，绝对给导演自由，尊重导演，不干涉我，所以我们拍得很愉快。”
《记忆碎片》是在疫情期间拍摄的。谈及疫情，贾樟柯坦言自己改变很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疫情前我有两个剧本，疫情期间又写了两个。疫情过后，我处在思想整理期，感觉对人、对事、对世界的看法有些模糊，有新的感受，但还没有完全捕捉到。本来想拍电影，但停了下来，可能要到冬天才会再拍，需要一些时间理清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阿彼察邦称，疫情一方面让他平静下来，但另一方面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焦虑。他之所以平静下来，是因为疫情期间，阿彼察邦一直陪在狗狗身边，和它们一起吃饭、生活、睡觉。“我们已经有了一样的节奏，和它们一起吃饭、生活，就像是一个新的生活体验、新的生活课，因为我学会了像狗狗一样观察世界，拍了很多有绿色风景的照片，也学会了狗狗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就是活在当下，狗狗总是快乐的，它们不会担心未来。另一方面，我为什么这么紧张？因为明天要出去见人，我是个内向的人，两年没见过人了，现在又要出去，相当于重新学习如何与人相处。不过，我知道我必须迈出这一步，因为虽然我爱我的狗狗，但我更爱电影。”
跨界背景让我受益匪浅，成为我导演生涯的助力
除了出生于1970年，阿彼察邦与贾樟柯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两人原本都不是学导演的：阿彼察邦不愿意离开家乡，所以选择了附近的孔敬大学的建筑专业；贾樟柯在学习了两年多美术之后，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在阿彼察邦看来，建筑与电影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建筑和电影一样，需要设计时间。还有，两者都需要人物在空间中移动，从一个空间移动到另一个空间，你需要观察他们在移动过程中表达或唤起什么情绪。建筑是空间，建筑也是情感。”
此外，阿彼察邦认为，建筑师跟导演一样，需要很多帮手，无法独自完成一个项目：“比如建筑设计需要工程师、室内装潢师、景观设计师，拍电影也需要剪辑师、化妆师、摄影导演等等，所以建筑和拍电影都是团队合作的过程。我很高兴能学建筑，对我来说，建筑和电影是相通的。”
贾樟柯说，自己当初学艺术并不是因为喜欢，更不是想当艺术家，“因为当时考不上大学，数学很差，考艺术不需要考数学。我爸是老师，他说我应该报考艺术院校。”
两年多学习美术的经历，也让贾樟柯在后来的电影创作中受益匪浅。贾樟柯说，学习美术首先改变了他观察世界的方式：“学美术之前，我对世界的构成一无所知。学美术之后，写生从观察开始，你要观察光影的结构，形状和色彩是怎么产生的，环境是如何影响它的。这时候你就能判断一个物体的本质，它形状和色彩背后的结构本质。当你看到这个世界里有光影，有高光，你就会形成一种立体感。”
其次，贾樟柯认为学习艺术史也能培养一种思维方式。“看艺术史，除了‘艺术’本身，它还有很多功能，比如宗教画、肖像画、日常画等。当照相机、摄像机出现后，艺术的一些表达方式被更新的技术所取代，艺术就显示出它的本体和本质。这同样适用于对电影本质的思考，电影在刚发明时，也有很多功能，比如记录新闻等。这两种观察方式对我的电影感悟很有帮助。”
阿彼察邦除了是电影人，还是一位出色的当代艺术家。他认为，电影和当代艺术作品都属于同一个创作世界，都是自我表达的方式。“如果我想拍电影，可能需要更大的团队。如果我想创作当代艺术作品，我可以一个人，这给了我更大的自由。对我来说，拍电影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表达，创作当代艺术作品满足了我的社会需求。我希望通过我的当代艺术创作，作为寻找真相和不同视角的载体，让我对自己的国家有更好、更深刻的理解。”
虽然可以独自创作，但阿彼察邦表示，有时也会和团队合作。“这和拍电影的过程很相似，我也会去现场考察、采访当地人。我用的团队和我电影的剧组是同一批人。”
阿彼察邦的做法启发了贾樟柯。2017年，贾樟柯在汾阳创办了“贾樟柯艺术中心”；2020年，贾樟柯举办了首场个人艺术展。贾樟柯笑称自己从阿彼察邦身上学到了，“我发现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一部电影的表达周期很长，一部电影从灵感到写剧本、找演员、找钱，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完成。但现实太丰富了，你总有一些想表达的即兴发挥，所以你就找到了当代艺术的方式，我觉得这对电影创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做梦和看电影很相似，我们都需要一些虚构的东西来帮助我们面对现实。
梦、水、现实与虚构，是阿彼察邦电影的主要主题。阿彼察邦表示自己很喜欢水：“人体是由水构成的，而水就像一个国家的血脉，把国家的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所以我很喜欢水、河流这样的意象。另外，水也有分裂的作用，不同地方在水资源的分配上会产生争议，我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进展，希望通过我的电影，展现水的珍贵，呼吁各方坐下来沟通，为子孙后代留下足够的水。”另外，从个人层面来说，水对我来说是一种仪式，因为在我父亲去世后，我们把他的骨灰撒在湄公河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湄公河就是家，所以我在电影里不断重温水和河流的话题。河流永远是我的灵感来源。”
对于梦境，阿彼察邦认为电影与梦境之间应该存在对话，他想通过电影表达电影与梦境的共生关系。“我拍电影就像做梦一样，我也对梦境做过科学研究，发现做梦的生理机制和看电影的机制很相似，我们都需要一些虚构的东西来帮助我们面对现实。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电影表达，这两个世界有时是融为一体的，有时是希望与黑暗并存的。这种黑暗可能是一些不可知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影响着、控制着我们，比如我们过去的历史。”
阿彼察邦的首部剧情长片《正午出现》探讨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他表示自己刚毕业，对现实与虚构很好奇，所以决定拍一部小成本电影。为此，他游历泰国各地，在一个城市开始拍摄。没钱了就停拍，有钱了就继续拍：“所以我拍完的电影感觉就像很多小故事拼接在一起，这其实是我后期剪辑的结果，我把故事拼凑起来，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历。”
阿彼察邦笑称，拍了这么多年电影，他已经不再相信电影了，“因为电影是人的主观表达，每个导演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处理电影，所以电影可以被人操纵，但是被人操纵也是电影的美妙之处。”
年轻的电影人应该从观察自己的身体开始，然后扩展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除了保持自身创造力，贾樟柯和阿彼察邦在扶持年轻电影人方面也不遗余力。在泰国，阿彼察邦创办了曼谷实验电影节，成立了Kick the ，为更多年轻电影人创造机会。在阿彼察邦看来，年轻电影人最重要的是享受生活、享受当下。他建议年轻人从观察自己的身体开始，再延伸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因为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只有了解了自己的身体，才能去探索，再把这种探索表达成电影。其实，了解自己是非常困难的。”
此外，阿彼察邦也劝告年轻电影人不要过分赞美电影、过于顺从，将自己的身份与电影划上等号，如果无法成功，个人大厦就会轰然倒塌，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很多年轻电影人看了很多电影，然后开始犹豫，看完这部电影觉得要用这种风格拍，看完那部电影觉得不妨用那种风格拍。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所以我建议大家多看、多听、多静心，这些都会有帮助。”
阿彼察邦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建议年轻电影人寻找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比如，我和摄影师之间就有很好的化学反应。我的第一部故事片就是和他一起拍的，也是他第一次拍电影。我们对某些类型的电影有共同的热爱。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我猜大概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想法。这次他又和我合作《记忆碎片》，我觉得他有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好的，因为他学到了新的东西，也变得更自信、更自在了。有钱可以拍大成本的电影，没钱也可以在简陋的环境中拍出好电影，灯光很少、设备很差，但依然可以拍出好电影。我觉得重要的是，你要找到和你有相同兴趣、相同想法的人来合作。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导演和摄影师之间，也存在于剪辑师之间。”我的副导演一直都是同一个人，15年了，这15年我们越来越合拍，以至于我很难再找到别人一起合作，这个团队很靠谱，我很喜欢他们。”
文/记者张佳 图/SI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