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9日，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0岁。
5月18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而庄重，举行了钱其琛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众多领导前来送别。
钱先生的面容安详、清瘦如柴，只是身体因病消瘦了许多，曾经和钱先生共事过的外交战线的战友们也来到八宝山礼堂，向钱先生的遗体三次鞠躬致敬。
回想起钱其琛同志的音容笑貌、耐心教诲，外交战线的同志们无不泪流满面，对钱其琛同志的逝世深感悲痛。
钱其琛同志是中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他长期担任外交部长，为党和人民做出了无私的贡献，退休后，他继续发挥余热，为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退休后，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钱其琛是改革开放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国外交部长，普遍认为，他担任外交部长的十年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最为艰难、复杂的时期。
钱其琛以其原则性与灵活性并重、外柔内刚、誉与非均不意外的独特作风，突破僵局，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钱其琛因此被一些外国媒体称为中国的“外交教父”。显然，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部，这样的称呼是根本不可能的。外交战线上的许多同志，更愿意称钱其琛为“老师”。
在外交部培养了不少优秀学生的钱其琛也在退休后进入校园，并担任过一段时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1998年3月，70岁的钱其琛辞去了外交部部长一职，工作不再像以前那么忙碌，巧合的是，此时他收到了北京大学的邀请。
当时，北京大学正在筹备成立国际关系学院，但大家对于由谁来担任院长却束手无策。
国际关系是一门与外交战线紧密相关的学科，而不是象牙塔学科。新成立的国际关系学院不能只是翻阅旧论文，而必须与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政策紧密结合。这也使得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职的要求非常高。
领导中国外交战线十多年、既有深厚理论功底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钱其琛无疑是最佳人选。钱其琛虽然刚卸任外交部长，但仍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北大内部曾多次讨论能否邀请他复出，但目前仍没有信心。
最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陈嘉儿决定，不管钱学森同意与否，他都要尝试一下。
1999年夏，陈嘉儿特意来到北戴河看望钱先生，并邀请他出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没想到，钱其琛听后，没等陈嘉儿说出早已准备好的种种理由，就爽快地答应了。
钱其琛复出的消息，让北大筹备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志们士气一下子高涨起来，大家都觉得自己有了主心骨和精神领袖，有了钱其琛的存在，国际关系学院才能更上一层楼。
答应了陈嘉儿校长的要求后，没过多久，钱其琛就专程去了北大，只带了一名警卫，没有惊动其他人，只是去看了看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国际政治系。
当时，北大国际政治系并不宽裕，占据了五层老法学大楼的一层，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约十平方米的教研室里。
钱其琛看过后鼓励大家说，条件简陋不要紧，外交部原办公地址在朝内大街，条件非常艰苦，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的外交事业才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关键是要干出实事来。
这句朴素却充满力量的鼓励，让大家信心倍增，随后，经过周密的筹划，国际关系学院正式成立。
钱其琛不仅同意担任院长，而且他不仅仅是名誉院长，而是真正参与学院建设的院长，并希望借助国际关系学院的平台，发挥自己多年在外交战线上的积累和思考。
研究院成立时，钱其琛还专门题词：“培养国际问题人才，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
2000年1月，北大校园里一场雪后晴朗的日子，戴着北大教师红色徽章的钱其琛在办公楼礼堂与师生见面，并向国际关系学院师生发表了上任后的第一场讲话。
钱其琛在演讲中提出，国际问题研究应该分为三条线，外交部是第一线，研究机构是第二线，学术机构和大学是第三线，三方面要相互配合，这也是他对国际关系学院未来作用的殷切期望。
钱其琛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五年，作了五次报告，这五次报告是他多年外交经验的积累和升华，是他在七十多岁高龄后亲自撰写的，也是中国外交战线上难得的宝贵资料。
这五份报告最终被收录在他退休后出版的《外交十则》一书中。
2003年9月10日，钱其琛最后一次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当天恰逢教师节。
当天演讲的主题是当时国际形势中的热门话题——美伊战争问题，钱其琛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仅演讲稿就写了8000多字。
他分析了伊拉克战争给国际关系带来的新变化，以及由此给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即使在近20年后的今天，这里的内容对于我们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在最后一次演讲后，他向国际关系学院师生们宣布自己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休，并向北大提出辞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职务的请求，最后还祝愿各位同学都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在场师生也热烈鼓掌，向国际关系学院首任院长表达敬意。
撰写和出版十份外交记录
2003年，退休后的钱其琛回到了家乡上海，从领导岗位上退休后的他过起了隐居的生活，此时他开始考虑记录一些自己亲身经历的外交事件。
他曾感叹：“我已75岁，已超期任职，退休后只想有时间读以前想读而没来得及读的书，做以前想做而没来得及做的事。”
他此刻最想做的，就是记录下这段过往。
为此，爱好古诗词、偶尔自己也写几首诗的钱其琛，特意作了一首五言诗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和抱负，诗中有这样两句：“有情可叙往昔，无官可开新章。”
而钱其琛这次的新作，就只能全凭自己的记忆了。他早年曾在上海地下党工作，由于秘密阵线的危险，他从不记日记，直到退休，这个习惯他都保持着。他自己也曾说：“我年轻时在地下党工作七年多，养成了不留一张纸、一个字的习惯。”
幸好，钱其琛虽然年逾古稀，但记忆力却惊人地准确，几十年前的事情在他脑海里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他之所以记录过去，也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
他曾对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说，有些事情在国外有很多版本，如果不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多年以后，那些不真实的事情就会变成事实。王成家所在的世界知识出版社也成为他回忆录的出版者。
钱其琛在书写自己的过往时，并不力求面面俱到，也没有打算给自己写一本传记，而是选取了自己外交生涯中的十件大事来记录，而这十件大事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十件里程碑式事件。
为了协助钱其琛完成这本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外交部还为他组建了专门的写作小组。当时外交部要求各部门推荐文笔好的年轻人，并要求他们写一篇试写文章，以测试他们的写作水平。最终从中筛选出了一批优秀的作者。
最终，写作组选定了6名退休大使和5名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钱其琛还专门召集写作组开会，明确写作风格。
按照钱其琛的要求，写作不追求华丽的辞藻、不做大话，尽量避免空谈，喜欢平实、易读的文字。
钱其琛还带来了自己爱读的杨绛的《干校六记》供大家参考，让大家可以参考书中的文笔，平实动人。
钱其琛早已安排好了写作工作的步骤，把准备好的十个事件专题发给大家，写作团队分工查找资料，梳理事件脉络，材料以外交部档案馆、图书馆的官方文件为主，辅以当时媒体的报道。
当外交事件的整个过程理清之后，如果发现有什么难以确定的内幕，或者记载有矛盾的地方，写作组的成员们就会和钱其琛安排讨论的时间。在讨论的过程中，钱其琛利用他惊人的记忆力，还原了每件事情发生的经过和细节。
就这样，这本记录十大外交事件的书初稿很快就完成了，钱其琛和写作团队成员逐字逐句地润色修改，反复讨论，总共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才最终定稿。
在最终确定书名时，钱其琛并没有听从出版人的建议将书命名为“钱其琛回忆录”，而是参考了他最喜爱的书籍“干校六记”和“浮生六记”，将书命名为“外交十记”。
出版前，钱其琛曾向出版社提出明确要求，封面上不要出现他的头像，他觉得这本书所记载的十件外交大事，都是新中国外交战线的同志们共同参加的，应该淡化他的个人色彩。
2003年10月，《外交十大记录》由外交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立即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外交部还组织该书编辑团队召开了内部小型总结会；
钱其琛还自掏腰包给写作组每位成员各发了一千多元钱，以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大家都不好意思收下，但钱其琛坚持让他们收下。
《十国外交记录》出版后，不仅在中国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在国际上也获得高度评价，被译成英、俄、日、韩等多种文字，包括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内的许多海外政界、学术界知名人士均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钱其琛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本书，把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分享给海内外读者，让大家了解中国的外交事业，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这本书给他带来的名利对他来说微不足道。
所以，
2004年，钱其琛将《外交十记》出版所得版税收入全部捐献给外交学院，在外交学院设立奖学金，用于奖励立志从事外交事业、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
2012年春节期间，他还给奖学金获奖学生回信致以新年的祝福，希望他们时刻牢记祖国和人民至上，忠诚爱国，坚定信念，注重品德的培养和磨炼，珍惜宝贵的学习机会，提升自身各方面才能，为投身祖国外交事业等各项事业打下良好基础。
缅怀同事和战友
钱其琛历来喜欢培养外交战线的年轻干部，他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外交战线的同志们回忆起他都赞不绝口。他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考虑周到的人，在担任高职之后，对过去一起共事过的革命同志也热情友好。
无论是外交战线的留学生，还是曾经与他共事的战友，惊悉他逝世的消息，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沈国放长期在外交部担任钱其琛的秘书，受益匪浅，他曾说，与钱其琛共事十年，相当于获得了外交学的研究生学位。
当时与钱其琛共事时，钱其琛要求沈国放不仅仅是一个传达命令的行政参谋，只负责领导的日程安排、联系沟通事宜，而是要参与外交事务的具体工作。
比如，他到联合国开会，或者会见别国外长时，就请沈国放参与双边会谈，并做笔记，这也给了沈国放很好的锻炼机会，而他也一直深深感谢钱其琛对他的培养。
钱其琛去世前三年曾入院治疗，沈国芳每隔两个月会来医院看望他一次，但钱其琛病情太重，无法与沈国芳交流，沈国芳每次只能和钱其琛的妻子聊聊身体状况。
2015年4月，沈国放最后一次看望钱其琛，当钱其琛听说沈国放来时，睁开了一直闭着的眼睛，看着沈国放，却还是说不出话来。
随后，沈国放赴美国出差，5月3日晚得知钱其琛获救的消息时，他已十分忐忑，只愿远在大洋彼岸的恩师能够克服困难，等他回国后再来看望自己。
但最终，沈国芳还是收到了钱其琛去世的消息，跟随他十年的沈国芳不禁悲痛万分，但因为在美国出差，他没能见到恩师最后一面，也没来得及去八宝山参加恩师遗体的告别仪式，这是他无法释怀的遗憾。
解放前，钱其琛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曾与后来当上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钱立人共事。钱立人比钱其琛大三岁。1948年冬天以后，两人再无工作上的来往。
但钱其琛始终没有忘记这段工作经历，他和钱里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几十年来，无论身份高低，他对待钱里人总是热情有礼，直到晚年也忘不掉这份情谊。
钱里人也一直怀念和钱其琛一起工作的日子。两人退休后，每逢春节，钱里人都会给钱其琛寄一张贺年卡，钱其琛也会回一张有他签名的贺年卡。钱里人的妻子生病住院时，钱其琛不顾年事已高，前去探望。
《十国外交录》出版后，钱其琛特意赠送给钱里人一本作为纪念。
钱其琛住院后，钱立人曾多次来看望他，2015年，他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钱其琛，之后因年纪太大，无法出门，便没有再去看望他。
钱其琛去世的那天晚上，钱里人得知消息后也沉浸在悲痛之中，他独自坐在家中，想起与钱其琛合作的点点滴滴，以及几十年交往中结下的深厚友谊，不禁热泪盈眶。
2003年至2007年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李肇星，在外交方面也是钱其琛培养出来的，他至今还记得老领导在他退休后对他的两次教导。
钱其琛退休后，李肇星去看望他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就跟着卫兵叫他“钱副总理”。谁知钱其琛却幽默地说：“小李，一两年你的汉语水平怎么就差这么多？四个字你都打错了三个，我已经不是副总理了，只有一个钱字是对的。”
这也让李肇星想起自己刚到外交部时对钱其琛的称呼。第一次见面时，他叫钱其琛“钱处长好”，身边的人都笑了起来。后来，李肇星才知道，钱其琛在外交部时，他要求大家叫他“老钱”。退休后，钱其琛更加淡泊名利，希望大家继续叫他“老钱”。
2003年，李肇星出任外交部长，出生于农民家庭的他深感责任重大，专门向钱其琛请教。
钱学森教导李肇星，不要把官职看得太重，外长的使命很简单，就是“为人类谋和平，为祖国交朋友”。
这句话也刻在了刚刚就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的心里。钱其琛还叮嘱李肇星要多学习，向群众学习，向老前辈学习，同时也要发现年轻干部的优点，向年轻同志学习。这些话也让他受益匪浅。
钱其琛去世前夕，得知他病危的李肇星专程到医院看望这位他敬仰的老领导。经过抢救，钱其琛脱离了生命危险。心存担忧的李肇星第二天又去了医院，安慰钱其琛的妻子。
谁知几天后，钱其琛却永远离开了人世，李肇星回想起自己在外交生涯中从这位伟大的外交家身上学到的无数东西，泪水止不住地流淌。
李肇星也将永远怀念他外交生涯的引路人——“老钱”，他永远对他怀念不已。
参考：
《钱其琛：为人类谋和平，为祖国交朋友》，《齐鲁周刊》，2017年5月22日
“已故钱其琛：天生的外交谈判者，谈判桌上言辞犀利”，《中国新闻周刊》，2017 年 5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