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叶家山墓地出土的两件木嵌铜扣壶扣件，为我们了解西周铜木复合器物——木嵌铜扣壶提供了重要启示。西周时期的木纹铜扣壶虽然不多，但制作工艺却很复杂。可分为口足分离式铜扣和口足连体式铜扣两大类。分布广泛，出土范围从京畿到诸侯国。一座高级墓穴内。木体铜扣壶的工艺特点不仅影响了周代青铜壶的装饰风格，而且证明扣扣工艺技术在西周时期已经成熟，改变了过去“扣扣”的观点。方法起源于战国时期”。 ，也给我们研究三朝时期另一类非常重要的礼器——早期青铜方鼎的制作技术和可能的仿制原型带来了启示。
随州叶家山周曾侯墓地出土了M27和M65两种青铜紧固件。铜盖内部及底部仍保留有一些木胎碎片，为我们研究这种西周时期独特的铜木结合器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资料。 。
我们知道，考古发现的西周容器文物中，最常见的是铜器和陶器，如鬓、鼎、簋、耒、豆、罐、壶等，偶尔也能看到漆木容器。 。例如，北京琉璃河墓地、西安丰镐遗址张家坡墓地、宜城大河口墓地等许多西周墓葬中都出土了耒、豆、觚、盘等漆木器皿。其中一些很精致。该表还镶嵌有蚌壳图案。但由于木制器物不易保存，我们只能通过漆面残留的痕迹来恢复其原有的形状和装饰图案。此外，在出土的西周容器文物中，还有一种铜木组合器物，其中以木纹铜扣壶最为突出。虽然目前见到的不多，但工艺独特，影响巨大，令人着迷。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审视此类器物的工艺特点、装饰风格及其影响，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这种木嵌铜壶的本质，而且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扣扣工艺的起源也具有重要价值。此外，研究此类文物还可以为我们了解青铜器上某些图案的性质和起源提供一些线索。
1、考古发现的西周木体铜扣壶
对目前出土的木胎铜扣壶进行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铜扣壶，木身，口足分离。
陕西省西安市丰镐遗址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木壶铜口扣（标本M61：26）：壶口铜口扣略呈椭圆形，上径尺寸为12.5×11，内径10.2×9，下径12.3×10.5，高3厘米。两侧有通耳，通耳宽度为14.5厘米。因墓被盗，铜环、脚扣是否还在，不得而知。根据发现的口部铜扣，挖掘机将其还原为仅口部有铜扣的木罐。这种修复方式值得商榷。我们推测，此件木纹铜扣壶，口部和圈足均应有铜扣。 M61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期。虽然遭到严重盗掘，但从其长宽3.9×2.6米、深10.52米的尺寸，以及棺椁和陪葬釉陶玉器的残存痕迹来看，可以判断墓主人曾地位比较高。
此外，张家坡西周墓地还出土了木羌铜扣（标本M152：33、34）。铜扣圆口平边折颈，直径21.5，宽1.7，颈径20，高2.2厘米。器底铜扣呈圆形，上径21.5厘米，下径20厘米，高1.3厘米，厚0.35厘米。根据口部和底部的铜扣可以看出，铜扣木器的器形是平边窄颈，斜腹平底，口底基本是相同的尺寸。挖掘机推测这是一艘平底容器。铜扣木花环出土于 M152 的头部隔间中。出土有口、有底的铜扣共三套。其形状、大小完全相同，说明当时埋葬的是三根铜扣木缰绳。 M152的年代为西周中后期。是张家坡经叔家族墓地中两座带墓道的大型甲字墓之一。虽然遭到扰乱，但仍出土了许多青铜器、玉器、石磬、釉陶等。青铜铭文显示，墓主人是西周高级贵族家庭的景叔。
山东滕州前张商周墓地共出土铜扣木茶壶铜扣件4套，分别出土于M11、M21、M119、M120等4座西周墓葬中。其中M11和M21属于西周早期，M119和M120属于西周早期和晚期。均为同时期规模较大的墓葬。随葬品有大量青铜器、陶瓷器、玉器、象牙等，其中有棺椁、棺椁，有的为人或狗祭祀。 ，说明墓主是这个贵族家族中的高级贵族。
木体铜扣壶出土时，木体已腐烂，仅存口沿、盖、圈足等铜扣。铜盖和嘴上的铜紧固件经常一起生锈。以M21出土的典型铜扣木壶为例。铜盖口扣（标本M21：55、56），直口平折边，高颈，鼓腹。颈两侧有竖耳，表面平坦。 。里面还残留着木胎的痕迹。盖呈圆形，直口，盖中间有一个大的椭圆形卡扣。直径16.4，整体高度17.2，盖高8.0厘米。铜环足（标本M21：57）呈喇叭状，两侧各有一“T”形门肋。将盖、口、圈足扣件组合起来，修复后的铜扣木壶造型为直口、方唇、长颈、鼓腹、高圈足、高耳、有盖（图1）。
图一：前足大木身铜扣壶复原图（M21：55~57）
其他墓葬M11、M119、M120出土的铜扣木壶与其相似。 M11（标本M11：75）口部铜扣，直口，鼓腹，方边内折，颈部外侧有一对竖耳。 ，普通面条。颈部外侧对应耳部有一圆孔，用于固定木胎上的铜紧固件。口径15.3，高6.4，厚0.2厘米。铜环足（标本M11：77），圆柱形，直壁，两侧有圆孔，底边内折，底径23，高5，厚0.2厘米。 M119青铜盖口扣（标本M119：31），直口，鼓腹，颈两侧竖耳，表面平坦。船内有木轮胎的残留物。壶盖有圆形直口，与壶嘴相扣。中间有一个圆形卡扣，两侧各有一个圆孔。直径14.4，底座直径17.2，整体高度18.0，盖剩余高度9.4厘米。铜圈足（标本M119：46），高圈足，筒状，两侧各有一圆孔。直径18.8厘米，高7.9厘米。
山西洪洞永宁堡西周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保存完好的木胎铜扣壶。标本NM9:17，盖、口、下腹、圈足均为铜铸件，中腹为木质。盖中嵌入一根空心原木，形成母子开口。盖子中部有一个喇叭形的抓柄，有两个对称的圆孔。木体内外比较平坦，附着着一层薄薄的黑灰色皮，已经出现裂纹。挖掘机推测这是一层漆皮。腹木件上端平齐，下端残缺。估计壶底本来就是木头做的。木件外侧有一个折叠边缘，与铜紧固件的内部折叠相啮合。发掘者修复了这件木体铜扣壶，但由于该壶的木体保存不完整，我们认为张长寿、张晓光的修复更为合理（图2）。据张长寿、张晓光先生修复，该壶整体造型与西周常见铜壶一致，只是壶腹下部木体已腐烂，消失了。与张家坡、前张墓地出土的铜扣壶相比，此铜扣壶多了一条铜腹带。铜扣结构介于仅口足扣的分体扣和口腹足扣之间。身体带扣之间。铜盖直径10.6-11.2厘米，腹部最大直径18.2厘米，圈足直径12.4-13.5厘米。
图2：永宁宝木嵌铜扣水壶复原图
此件木纹铜扣壶出土的NM9时期，属于西周早期。墓长3.3米，宽1.8米，深5.2米。它有一个棺材和一个棺材。墓内随葬有青铜车马、鼎、簋、戈等青铜玉器。如此规模的墓葬，在西周初期已属较高水平。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M27出土了两套紧固件。它们形状相同，由盖、口、圈脚三部分铜扣组成。漆木遗体出土时已腐烂，仅存少量痕迹。标本M27：74，盖呈喇叭口状，长颈微皱，盖底形成凹槽。盖内缘凹槽内有一圆形漆木体，周围尚有漆木痕迹。口颈铜扣呈上薄下厚的圆筒形，平口窄边，两侧立耳。铜圈足呈亚腰圆状，底部折成窄槽，以容纳木胎底部。槽内尚有漆木痕迹。盖及扣件均素色，器内壁刻有细凸的“十字”图案，与铜耳相对应。直径11.6，圈足直径15.4厘米（图3）。
三叶家山木身铜扣壶修复图（M27:74）
叶家山M27属于西周早期，东西长6.7-6.8，南北宽4.9-4.95，进深9.8米。出土青铜礼器28件，其中两个方鼎上刻有“曾侯制宝尊仪鼎”的铭文，结合其他出土文物分析，表明墓主人应为一代夫人。曾侯爵。
第二类是木体口足连体铜扣壶。
此类木嵌铜扣壶的口、腹、铜扣均由上下贯穿的铜带连接而成，铸成一个整体，在木体外形成一个青铜壶形框架，将木嵌壶体框在其内。 ，然后在木体的嘴上套上一个青铜盖。
随州叶家山木嵌铜扣壶标本M65:27：出土时，仅腹部和底部有漆木腐烂痕迹，壶身外侧的铜盖和铜框尚存。器口呈椭圆形，平边内折，颈长，下部两侧有一对耳，内有长方形孔。宽带腹带纵横交错，交叉点饰有凸起的菱形图案。腹部隆起，深不见底。圈足亦呈椭圆形，向外折成直壁台阶状，两侧各有一方圆形穿孔。盖子呈椭圆形，上面有一个环形的把手。直墙高，盖穿无顶。最初，它也有一个木制底座。带盖铜框扣件总高43.6厘米，口径14×11.6厘米，腹径22.8×18.6厘米，圈足直径17.2×13.5厘米（图4）。用M65制作的“曾侯左天壶”（编号M65：31）为铜壶，但盖、口、圈足、桌面的装饰风格以及器身造型与此件相似。有嘴和脚的木头。铜扣壶几乎一模一样，应是仿木身铜扣壶（图5）。
图四野家山木身壶连体铜扣（M65：27）
图5 叶家山曾侯制作田盆（M65：31）
这种木纹铜扣壶是现实生活中唯一见到的，但这种装饰风格的铜壶在西周青铜器中很常见，推测也是常见的类型。当时的集装箱。
M65是一座规模宏大的西周早期墓葬。随葬品丰富，品位高。墓主人是曾侯简。
从以上证据来看，虽然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木体铜扣壶数量不多，但从时间上看，其生产和使用跨越了西周早期至晚期。目前，我们在商代以前的文物中尚未发现这种铜扣木器。从分布范围来看，木纹铜扣壶出土范围较广。西至关中、京畿，东至山东国，北至山西西南部，北至湖北，各诸侯国均有使用。几乎在整个西周统治的地区都使用过，可见其在不同的诸侯国都有使用。西周社会物品的广泛使用并非个别地区所独有。从出土背景来看，此类木纹铜扣壶出土于高级墓葬中。作为重要容器，与鼎、尊、簋、宗、爵、卣等青铜礼器一起陪葬。由此可见，只有高级贵族才能使用此壶。从木纹铜扣壶的影响来看，这类器物在西周社会中非常受到西周贵族的珍视和喜爱。周人铸造的铜壶尤其喜欢模仿其造型和装饰风格。这种仿木身铜扣壶在商代青铜器中未见，但在西周和春秋青铜器中常见。著名的有十三年庄白一号地窖出土的兴（比兴）壶、晋侯墓地出土的“晋侯波马”壶（M113：102、M92：4）（图6） ）、三门峡郭国墓地出土铜壶，如M2012：16， M2012：25、叶家山出土的M65“曾侯左天壶”及连体铜扣壶、中国文字博物馆收藏的甲伯壶、河南登封出土的M65鲁侯茶壶（图7）、陈侯茶壶山东肥城等地出土。这种扣纹铜壶在春秋时期也很常见。直至战国初期，仍出现这种图案的青铜壶，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联体龙纹壶。
图6 金侯波马壶
图7 卤侯锅
这种模仿木器造型，将木器的实用功能配件转化为青铜器的纯粹装饰风格，从而形成青铜器独特的造型和图案的现象，为我们了解早期青铜器的制造工艺提供了一定的启示。船只。我们推测，三朝时期的一些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风格可能最初是仿制某些木器的，如方鼎、部分胸钉纹、弦纹等，后来逐渐演变为青铜器本身的独特造型和装饰风格。目前发现的早期青铜鼎包括郑州商城青铜器坑出土的早期大型钉纹青铜鼎，以及南顺街H1上层的三件青铜鼎（H1：2、H1： 3、H1：4），张寨南街窖藏坑铜方鼎腹部及底部四面装饰特征，H1铜方鼎出自襄阳清真食品厂、山西平陆钱庄出土的铜方鼎，从两对面板连接处的外固定来看，都是明显仿制的。金属角铁及其铆钉（图8）。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在青铜方鼎出现之前和之初，铜木组合方鼎曾一度流行呢？或者，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那样，早期方鼎的铸造工艺并不是纯粹的铸造，而是模仿某种铜木组合方鼎，由一块块铜板制成。铜方鼎的铸造经历了从符咒铸造到浑朱的发展过程？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图8 郑州南顺街某地窖出土的商代早期青铜鼎
最早的罐子可能是仿制的葫芦器皿。商周时期，陶壶和铜壶较为普遍，甚至后来还有仿北方游牧民族皮壶的铜壶。据现有资料分析，西周时期的贵族也普遍使用木壶。从制作工艺来看，相对而言，各种质地的壶中，以铜扣木壶的制作最为复杂。皮革、陶器和铜锅不需要铜扣，只有木锅需要铜扣。铜扣最初的作用是木壶的金属箍。从当代木桶、木盆等大型木质容器的制作经验来看，木质容器的外部均用固定器箍紧，防止破裂、渗漏。例如，众所周知的葡萄酒橡木桶，一般都在口部、底部和腹扣铁箍处设有箍。这种金属箍最初是出于实用目的，后来演变为出于审美目的的装饰图案。两周青铜壶上的仿制楣吸收了后者的效果。再者，西周木身铜扣壶的木身是用整木镂空制成的，还是由多个模板制成的？如何将木轮胎与外部铜紧固件整合在一起？特别是口脚一体扣，如何用外置铜框扣件紧固木胎呢？这些工艺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对于此类器物的用途，我们有如下推测。我们知道，商代晚期殷墟遗存中，铜壶较为常见。到了西周时期，陶壶、铜壶更为普遍、普遍。但为什么西周时期的高级贵族仍然流行使用工艺复杂的木嵌铜扣壶呢？我们只能推测，这种木壶有一些特殊的用途，以满足贵族的特殊要求，比如储存某些液体物质，就像当代的橡木桶必须用来储存和陈酿优质葡萄酒和白兰地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检查所发现的木盆的木体，看看它们是否属于某种树种，或者是否含有某种微量元素，也许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有趣的答案。
2、再论中国古代带扣的起源
什么是“扣”？东汉许慎《说文·金部》云：“扣，指金饰的口”。有学者将“带扣”定义为镶嵌在器皿盖沿、口沿、器身或底部的金属。用于加固和装饰目的的箍。”我们同意这个定义。
秦汉时期带扣十分流行，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关于带扣的起源，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洪洞永宁堡和丰浩张家坡西周墓葬出土的多件铜木复合器物，认为扣扣技术的起源早于西周。另一种观点认为，扣始于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时期。有学者特别指出，洪洞永宁堡、丰浩张家坡西周墓葬出土的几件铜木组合器上的铜饰物不仅具有加固作用，而且具有装饰作用，受到当时青铜制造业的影响。 “在漆器的制作过程中，扣的主要目的是对薄漆器的口沿、腹等部位进行加固，以延长漆器的使用寿命。其次是装饰功能。” “所以，扣法在战国中期就出现了。可信。”
通过以上对西周时期发现的木纹铜扣壶的全面梳理和研究，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从出土器物的数量、分布区域的广度、时间跨度的长短，而这类器物工艺品当时的社会地位，从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和影响程度来看，扣工艺技术在西周初期就出现了，并在西周时期广泛流行。东周两汉时期，与发达的漆器制造业有机结合，盛极一时。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原文发表于：《江汉考古》2017年第2期。此处省略注释。对于完整版请点击左下“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