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还是跟社会运作模式有关
中国传统文化里，官本位，当官能有好处的人有上进心。西方是金本位，当官能赚钱的人有上进心。炼丹术跟宫廷有关，自然大家都有上进心。
2. 现代科学体系本不应该发展
没什么可后悔的！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是建立在多重条件之上的，包括古希腊哲学、启蒙运动、资产阶级的发展、新大陆的发现等等。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哲学基础都具备了，科学才能诞生。这就像生命的诞生，需要多重因素在必要的化学反应条件下爆发。
至于中国？你为什么不问为什么是美国？为什么是中东？为什么是非洲？为什么是印度？
它们都为现代制度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当全世界都为科学的发展贡献了条件时，
在合理的条件下，它最终在欧洲的一个角落诞生。
3. 现代科学体系是西方独有的建构
现代科学体系最根本的两大支柱就是逻辑和经验主义。古希腊学者为逻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只拘泥于这一方面，就会成为学术流派。经验主义的概念源自培根，但它在世界上的流行，得益于现代科学体系的正反馈。可惜中国文化在这两方面都比较弱。中国逻辑自先秦唯名论衰落以来，只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小幅兴起，随后被佛家逻辑所淹没，没有发展出三段论。在经验主义方面，阴阳五行体系（相当于西方的四元素论）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中国至今没有发展出类似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理论。 更重要的是，中国哲学体系倾向于从反面去论证（即本质是什么，冯友兰说），而西方哲学体系则倾向于从正面去论证（即本质是什么）。文人历来鄙视经验主义，不擅于此道。苏东坡说，“杨花落水成浮萍，经考证实为真。”不知道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逻辑和经验主义并不是现代科学体系发展的充分条件。现代科学体系其实源于现代物理学，也只能源于现代物理学（科学史家对此有很多讨论）。对现代物理学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天文学（包括哥白尼的理论和开普勒的观测）和数学（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和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再加上对亚里士多德经典力学的批判。 中国对物理学的系统探索在先秦墨家时期达到顶峰，随后迅速衰落。西方文明作为衍生文明，由于种种机缘巧合，汇集了产生现代科学体系的所有因素。或者说，现代科学体系是西方独有的结构。以生物进化为例，一个新基因的生成是由物种的进化历史决定的，在物种复杂的遗传相互作用背景下具有功能上的自洽性。研究一个新基因在一条进化路径上如何生成是有意义的，但研究它为什么不在另一条独立的进化路径上生成则是毫无意义的，是一个伪问题。
以生物进化为例，文明的发展也依赖于信息的纵向和横向传递。纵向传递的信息在物种上是遗传，在文明上是继承。横向传递的信息在物种上是基因入侵，在文明上是传播。一般来说，前者为主线，后者为辅线。但在一定条件下，后者可以引起进化的大飞跃和文明的剧烈变动。西方现代科学体系传入中国就是一个例子，这确实是“千年不遇之变”。经过百年沧桑，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重生。
4.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的祖先的逻辑这么落后……
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的逻辑还没有达到希腊人的水平。事实上，印度逻辑的水平并不比希腊人差，但传统的
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消失了，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5. 讨论为什么中国的逻辑发展落后于西方
中国逻辑发展的高峰是战国晚期的名家和墨家，以《公孙龙子》和《墨经》为顶峰。其实荀子、韩非子也有很多逻辑性很强的文章。但最终没能迈出形式逻辑这一关键的一步，落后于古希腊逻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大致是在战国中期提出的）。形式逻辑的落后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影响深远，而对于这种落后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一种极端的观点将其归咎于古汉语是一种落后的语言，这大概也可以看作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盛行的民族虚无主义和逆向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
但如果缩小范围，强调古汉语语法的严重滞后性，我个人认为还是有道理的。
语言学研究传统上有三个方向：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中国古代语言学（初级）在前两个方向发展得相当好（甚至可以说是过度），但最后一个方向却一片空白。中国第一部关于汉语语法的专著《马氏文通》是在清末西方语法体系传入后才出现的。而语法研究是形式逻辑出现的重要（甚至必要）条件。古希腊语法起源于柏拉图，由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并衍生出形式逻辑的奠基性成就——三段论。
古汉语语法为什么会落后呢？我想这是因为古汉语是一门高度发达的语言，有几千年的历史延续性（从东周到清末，近三千年）。古汉语是不需要语法的，更何况古汉语不局限于语法。我们先说第一点，语法发挥最大作用的时候，就是语言的形成时期。当语言没有足够的惯例来规范的时候，语法就提供了一个标准。打个比方，我们都觉得学英语的时候学语法很有用，但是很少有人觉得学汉语的时候语法有什么帮助。古汉语形成得更早，孔子已经是经学的编撰者，然后先秦文献才定型为古汉语的惯例，一代代的文人就是通过背诵这些典范文章来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 对于古汉语的“超语法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随着一种语言的发展，惯例逐渐积累，不符合语法的例外越来越多。在古希腊语言学中，存在着自然与惯例、类比与例外的争论。对于古汉语来说，这甚至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关于古汉语语法，学术界长期存在许多争议性问题。《马氏文通》受到的主要批评就是死板套用拉丁语法。由此可见古汉语语法自发产生的难度有多大。再者，语法其实是一种发展差距很大的语言的产物，是一种衍生文明的标志（可以理解为伤疤，文字亦然，西方文明从古希腊文明开始，就是衍生文明）。 因此，归根结底，我们可以说，古汉语语法的落后，是由中华文明的高度连续性和独立性决定的（事实上，在现存的文明中，也只有中华文明具有这种特征）。
6. 先送花
我认为，中国“小学”最发达的时候，也是民族融合最激烈的时候，新的语法现象层出不穷，使得学者们无力或无暇对语法进行全面总结，也无法继续完善形式逻辑，也就是说，古汉语的语法太过简单。
7. 讨论逻辑与先秦以后中国主流文化的兼容性
先秦思想和墨家在秦汉时期的迅速没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其实，在汉初，中国的哲学思想体系就凝结为外儒内道，政治思想体系也凝结为外儒内法。与之对应的思辨体系也基本定型为以《易经》为主体、阴阳五行为辅的辩证法。这一思想体系具有高度的自洽性和极大的自稳定性，近两千年来一直保持着，只有微弱的得失。形式逻辑在这个体系中存在兼容性问题，贡献有限。中国的思辨体系长期以来强调“相生相克，环环相扣，永无止境”，否定简单的因果律和排他性。 事实上，这种思辨体系在处理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基本上是所有实际问题）时非常强大。而且，即使明确引入形式逻辑，其对一般讨论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古代文献中明显的形式逻辑错误并不常见，正常人潜意识中对形式逻辑的规律也把握得很好。相反，中世纪学院派把形式逻辑推到极限，得出了一些“上帝证明”，这些证明全都是错误的。佛教传入中国，最后被有效同化的，都是与中国原有思维体系高度兼容的，比如被知识界接受的禅宗。
净土宗逐渐被大众接受，而玄奘创立的唯识宗则开始衰落。
中国文化史可以明确地分为先秦和后秦两个阶段。短短一百年间，从“百家争鸣”到“百家废立”，
“独尊儒术”可以算得上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大概也只有我们这个世纪才能与之相比）。但实际上，在“轴心时代”之后，主流文化思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最终确立下来，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普遍现象。至于中国选择这种具体的体制，则是由当时的经济、政治和地理背景（简言之，大一统）决定的。
8. 仍受地理条件限制
当县制扩展到地域范围之内，资源问题只能从县制内部解决，和谐成为核心问题和治理理念。
于是，实行以儒家（和谐）理论为核心的科举制度（科学是战争和竞争的产物，儒家是和平与和谐的产物），商业竞争被限制在县制界定的地域范围内（宁与地方势力勾结，不与发明家勾结），士兵耕种土地，僧人耕种化缘（理想的佛教比充满打斗和杀戮的西方宗教要和谐、理想化得多），大家和睦相处，帝国里没有胡思乱想的闲散阶级，也没有奴隶。
当人口达到资源的极限时，任何轻微的干扰（自然灾害、战争、瘟疫）都可能导致帝国的部分甚至整体崩溃。那些年里一切都不顺，帝国看起来运气不佳，直到轰然崩塌。即使是两三百年来慢慢积累的技术也无法逃脱崩溃……这个循环不断重复。
9. 我同意你关于地理对技术发展的影响的分析。
地理条件对科技发展确实有重大影响，贾里德在科普书《GGS》中对农耕文明的地缘依赖性作了非常详细的阐述。同样，近来流行的观点是，新大陆的发现为西欧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条件，新大陆的探索与开发与科学探索与研究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形成了良性循环。
整个现代西方文明体系无疑是一个高度耗散的体系，它在过去几百年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工业革命），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对外部资源的大规模掠夺。新大陆的发现其实是西欧迅速崛起的必要条件，早期大量的硬通货流入使得欧洲能够大量进口商品，恢复了欧洲的货币经济，畅通了欧洲内部文化交流的渠道。后来，殖民地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料来源和广阔的市场，为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西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同样具有高度耗散性。有意思的是，民主制度与奴隶制、殖民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古典民主制度的崩溃，是在文明达到扩张极限之后。
中华文明诞生于一个独特、近乎封闭的地理条件下，与西方文明形成鲜明对比。几千年来，中国对内统一，对外区分夷狄、华夏。中华文明体系是一个近乎均衡的优化体系，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个“超稳定”的体系，经过强大的干扰，总会回到原位，表现在屡建封建王朝。以中国式伦理道德（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和谐社会，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追求的。在这个体系中，既没有大规模投入科研的动力，也没有大规模投入科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10.利玛窦说过
“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任何想在哲学上出名的人都不会去研究数学或医学。
结果是，很少有人致力于数学或医学研究，除非他们因为家庭责任或平庸而无法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更高级的研究。数学和医学研究不受尊重，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被随之而来的荣誉和奖励的希望所吸引。从人们对道德哲学研究的浓厚兴趣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一点。在这个领域获得更高学位的人会为自己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中国幸福的顶峰而感到自豪。
11、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不喜欢出去杀人，要杀人就必须有先进的武器。
这直接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12. 主要责任在汉武帝、王莽和儒家
董仲舒推崇儒家独大后，当时有两位大儒指责他强苗害儒，儒家本来应该与其他学派竞争。
百年之后，方能成就，这两个人说的很准。
西汉建立后，汉代的文化修复工作，直到文帝、景帝时期，济南大夫伏生口授百书之首《尚书》，才开始起步，各种理论得到重新发展，资料也得到重新整理和充实。文帝即位后，至少经过十年，才开始有所改善（文帝打补丁，刘邦一生征战，吕后时期天下不稳）。文帝即位是公元前180年，文化修复和大发展应该在公元前170年左右开始。
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才是贾谊和晁错，两人都是“文人墨客”。《太史记》序言中的这段话最能说明问题：我们汉朝继五帝之末，继三代之风。周朝废，秦朝除古文，焚诗书，于是明堂、石室、金匣、玉簪、地图散落一地。后来汉朝兴起，萧何制定法令，韩信推行军法，张苍制定规矩，叔孙通制定礼仪，于是文学逐渐完善，诗书常有刊刻。自曹参推举盖公论黄老，贾生、晁错以申、商闻名，公孙弘以儒学闻名。近百年来，天下古文、大事皆被《太史记》所收录。
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是司马迁写《史记》时能够接触到的主流思想流派，主要流派是《易大传》的六家：（1）“天下合而百忧解，同归而道不同”，阴阳、儒、墨、名、法、道德，都是为政之人应该关注的，只是思想路径不同，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而已。（2）他暗中观察阴阳之术，很吉利，（3）也很吉利，让人感到约束和恐惧；（4）但他的四时之序，是大序，不能失。儒家学说博大而无要，劳苦而无功，所以难以循其万事； （5）墨家俭朴难行，所以其事不能全行；（6）但其节俭节俭的讲究，不能抛弃。法家严谨寡情，所以其君臣之分不能改变。名家使人节俭，容易失真；（7）但其名实之正，不能无视。道家使人神志同道合，和合无形，成全万物。（8）其术法遵循阴阳大和，取儒墨之长，总结名法之精髓，随势而变，因应物变，立俗施行，万事皆宜。 它们简洁易用，只需很少的操作就能获得很好的效果。
儒家则不同。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的典范。君主带头，臣下跟随。君主带头，臣下跟随。这样，君主努力工作，臣下安心。至于大道之要，则在于去掉强欲和嫉妒，（9）谨慎明智，（10）解此而倚术。精神用之过盛则疲惫，劳累过度则身体疲惫。形神俱躁，欲与天地同长，此之不闻。
司马迁对于这六派的描述也表明，至少在司马迁看来，这六派是缺一不可的。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确立了尊儒的国策，统一的帝国留给各派竞争、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时间不到四十年，这实在是太短了。虽然汉武帝是外儒内法，但魏太子却不是。后来的宣帝和汉武帝差不多，但汉元帝却是儒家的拥趸。王莽覆灭后，儒家治国的结果就是大漏。
如果儒家学者能够借鉴王莽的做法，吸取其他五家的精髓，修正错误的纲领和路线，或许可以更早地带领中国进入科学时代。可惜儒家学者并没有汲取教训，反而变得更加僵化和死板，从东汉二十四孝的宣传中就可以看出来。除了鞭打芦花还比较合理外，卧冰钓鲤、葬子养父等宣传则表明了儒家学者的堕落。
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在技术、科学、理论、实践等方面，都没有取得多大的进步，或者说，总体上是进步小，退步大。比如西汉时期大量装备的弩，在东汉时期就很难广泛装备。这是生产力的衰退，也体现了军事技术、工程技术、生产组织管理的衰退。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长剑、宝剑，工艺水平如此之高，甚至连今天的日本刀剑也未必比得上。这反过来也说明，两千年来，中国的冷兵器水平并没有多大的进步。
公元前2世纪西汉刘胜墓中出土的嵌金书刀，也是采用低碳钢渗碳叠层锻造而成，经表面渗碳、最终局部淬火后，刀刃硬度达570HV，刀背表面硬度达260HV，芯部硬度达HV140，同样是内韧外刚。刘胜宝剑刀刃长86.5厘米，宽3.4厘米，同样是叠层锻造、渗碳、局部淬火，每层钢厚度只有0.05~0.1CM，已经是花纹钢了，刀刃硬度达900~，比日本刀还要硬，芯部硬度达220~300HV，韧性相当好。 （《中国古代块体炼铁技术》《粉末冶金材料科学与工程》1999年01期）
此外，刘胜的帐篷里还存放着大量灰铁，此时西汉的钢铁工业已经初具规模。
其后的唐、宋、元、明、清等历代，科举制度虽然有了比较大的创新，但总体上与汉武帝时期的选拔贤能没有太大区别。
不是的。儒家集团和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一直在原地打转。
事实上，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可以看作是中国科技发展进步与停滞的分水岭。
在关于私营经济、国进民退的讨论中，国营经济和军政路线的掌握者桑弘羊的地位受到挑战，他在与霍光的政治斗争中被击败并被杀害。汉宣帝虽然更像汉武帝，但无法改变贤文和儒家集团的独大对社会舆论的控制。
13.我讲一个表面现象：中国古代，只有文科生
前段时间看了一部历史纪录片，清朝皇室子弟的教育是学习四书五经的书法楹联。我学的是理科，自然以为他们都是文科生，就以为中国古代没有理科教育。如果有，也是在普通工匠中父传子，地位低下，没有体系，容易失传（师傅留有一技之长等）。
这是一个现象，背后的背景是皇权专制，要求独尊儒术，因为只有儒家，其他的思想流派都被排斥。
当今中国历史舞台上大大小小的人物，无一不是文科出身
如果你问我科学家们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在“牛棚”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