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进展
1.研究计划总体实施情况及各子项目进展情况
自2012年10月项目立项以来，项目积极组织研究，特别是2014年11月获得滚动资助以来，项目进展显著，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12年12月、2013年12月、2014年12月、2015年12月、2016年7月9日，首席专家李志安教授先后主持召开了5次各子课题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参加的年度工作研讨会，就碑刻编审格式、项目进展、国家图书馆拓片利用、子课题实地考察、卷本编纂、初稿修改等工作进行了讨论。2013年6月和2015年11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批准，项目组两次调整子课题数量和子课题负责人，基本改为每省一个子课题。 子课题由5个增至8个，并根据工作需要，增加了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张文俊、甘肃省博物馆馆长鄂军、宁夏博物馆馆长李金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张清杰、河北省博物馆馆长罗祥军、山东省石刻博物馆副馆长杨爱国等文物考古机构领导或专家作为各有关省区子课题的牵头人。本项目需收集整理的金文、石刻总量近3000件，工程浩大。正如专家组在立项评审时所说，这个项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要“加强实地调查，加大对北方各地新出土、新发现金文、石刻的抢救力度，尽可能收集完整”。 目前，在国家规划办和专家的支持帮助下，该项目总体实施进展顺利，第一阶段的实地调查、编纂和初稿审校工作比较圆满地实现了预定目标。
针对项目启动后资金缺口较大，研究组采取整体设计、量入为出、分批推进、由易到难、确保重点的工作思路。项目启动之初，对拨付资金和实际费用进行了估算，选取资料丰富、研究基础较好的北京、天津、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区牵头，2014年11月滚动资助到位后，追加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以上6个省区为项目首期，项目立项及滚动资助142万元集中予以支持和推进。截至2016年7月初，以上6个省区碑刻余料初稿已完成10卷（其中已完成722卷，待完成213卷），各卷初稿的校对工作正在同步进行。 将于2017年底陆续交付中华书局，首期10册集中出版，共计900余项、700多万字。
山东、河北、陕西、山西、内蒙古等地其他金石铭文约12卷、1600余条、1000多万字的整理研究工作，因经费等困难，进展缓慢。
北京、天津、陕西、山西、河南、甘肃、宁夏、内蒙古等6省区第一期子项目进展顺利，取得了一批突出的中期成果。
京津子项目积极开展京津地区元代碑刻实地调查，基本完成资料收集整理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京津地区元代碑刻共计296块，其中北京地区279块，天津地区17块。为工作方便，子项目组吸收北京辽津城墙博物馆为协作单位，该馆相关研究人员成为子项目骨干。截止2014年11月，共收集碑刻拓片38块、相关照片100张、与碑刻有关的碑文83块，从国家图书馆购得扫描拓片77块。经过2014年11月相对分散的碑刻资料收集和有重点的实地调查，充分利用滚动经费，共完成包括拓片、位置照片、说明、标点、校对等整理稿155份。
陕西省子项目首先对碑刻资料进行了收集，对元代现存碑刻资料进行了归纳统计，截至2014年11月，已收集碑刻拓片211块、碑刻照片50余张。在获得滚动资助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一方面努力做好“刘黑马墓志铭”等新发现碑刻资料的研究和解读工作，另一方面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了分类收集、记录，尤其对楼观台、重阳宫所藏碑刻和北京图书馆所藏拓片进行了重点整理，并结合碑学文献记载，做好记录和校对工作。目前已完成拓片、位置照片、说明、标点、校对笔记等整理稿60余份。
山西省子项目从金石碑刻调查入手，2014年11月以后，项目组成员充分利用滚动资金，先后赴运城、吕梁、太原等地开展碑刻工作，收集碑刻拓片160余片，对其中60余片进行记名、标点，目前已完成拓片、现场照片、说明、标点、校对等62稿。
河南省子项目首先对河南省现存250余处碑刻资料进行收集统计，截止2014年11月，已收录碑刻近150处。在获得滚动资助后，全力推进拓片、位置照片、说明、标点和校对工作，重点对90处碑刻进行了进一步的收集和收录。并赴济源、焦作、安阳、洛阳等地进行碑刻发掘和拍照，共完成拓片、位置照片、说明、标点和校对稿224张。
甘宁子项目于2014年11月获得滚动资助后正式启动。针对该地区碑刻分布分散、特色鲜明的实际情况，在大致了解资料流传情况后，子项目于2015年夏秋两季集中行动，派专人赴庆阳、定西、武威、陇西、固原等地抄录碑刻、拍摄照片，收集相关资料，成果显著。目前已完成拓片、地点照片、说明、标点、校对笔记等149稿。
内蒙古子项目也在2014年11月获得滚动资助后正式启动。首先，收集内蒙古地区馆藏和田野中元代汉文碑刻资料，按形式分为碑刻、墓志铭、纪念柱三类，共计130余件（套）。该子项目全面启动碑刻录入和拓片制作工作，并积极与当地相关部门协调协商，排除版权等障碍。目前已完成拓片、地点照片、说明、标点、校对注等71稿。
河北省子项目在资料调查基础上，收集石家庄、保定、邯郸、河北省石刻文献70余篇，其中邯郸市17篇已制成拓片。
山东省子项目也在2014年11月之后获得研究团队的启动资金，目前仍在进行调研和初步整理数据。
校对。2015年底，随着北京、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地子课题初稿的提交，课题组及时启动校对工作。王小新教授、薛雷副教授、张培志副教授、马晓琳博士带队四个小组对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地500余稿进行了认真校对，包括补充修改各处初稿说明、审阅录音文本标点符号、校对笔记，不断完善校对作品格式。还专门召开了为期四个月的校对研讨会，建立校对格式、词表、长篇汇编等校对档案，提高校对作品的学术质量。
（二）考察研究和学术交流
本项目自立项以来，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了大量的基础调查研究，获取了大量的金文、石刻文献，并开展了相关的学术交流。陕西省子项目成员在陕西各地开展了27次调研活动，3次赴凤翔、台湾参加学术会议。山西省子项目成员在运城、吕梁、大同、临汾等地级市开展调研，获取了大量的金文、石刻文献，参加学术会议7次。河南省子项目近两年在郑州、洛阳、新乡、焦作、鹤壁、安阳、许昌、三门峡、平顶山等地开展了调研活动，参加学术会议10余次。 河北省子课题组赴石家庄、保定、河北省、河北邯郸等地进行调研，发现一批珍贵的金文、石刻文献，参加学术会议6次。内蒙古子课题组、京津子课题组、山东省子课题组、甘宁子课题组成员也多次到所负责地区进行调研，参加学术会议20余次。2014年4月，课题组成员、南开大学博士生朱建璐向“新发现夏汉元代墓志研讨会”提交了其最新研究论文《元大明鲁达鲁哈赤西里钦布墓志研究与解读》，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2013年，研究团队成员薛雷赴台北中央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参与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元代碑刻拓片的编撰工作。2016年4月，首席专家李志安教授借应邀到台北中央研究院讲学之机，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元代碑刻编撰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学术交流。
（三）成果推广
该项目的特点是，以对全国各地现存元代石刻、金文的搜集、规范化整理为重点，注重对所搜集资料的利用，尤其注重对新发现的元代石刻进行跟踪研究。
研究小组目前取得的中期成果包括：
1、北京、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地722处碑刻汇编初稿；
2、整理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地碑刻写本37篇；
3、2014年6月前《元代唐吾人李爱禄墓志铭研究与解读》等10篇论文；
4、2014年6月至今，《西安南郊新出土“刘黑马墓志铭”研究》等15篇论文；
研究团队还鼓励硕士、博士研究生利用元代碑刻材料完成学位论文，力争实现科研与人才培养“双赢”。如2014年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王芳的《斗大夫庙碑刻与古庙保护研究》、张志浩的《从元代庙宇碑刻看元朝政府宗教政策的得失》、张妙伟的《宣中寺元代碑刻研究》等，均由山西省子课题负责人指导。陈曦的《山西大同元代碑刻及石刻资料整理研究》获南开大学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计划”二等奖。 南开大学博士生朱建璐重点研究利用新石器碑刻材料，正在撰写《元代碑刻与河北地区研究》博士论文，同时作为骨干积极推进河北省子课题工作。
研究组于2012年底、2014年6月20日两次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提交了《工作快报》，在提交子项目负责人变更报告时，研究组也汇报了相关进展情况。
由于本项目最终成果多达20卷，约1700万字，图文并茂，拓片、照片、记录、文字、校对内容丰富，版面篇幅和纸张质量要求很高，出版成本昂贵。成果宣传推广的重点是联系、落实出版单位，确保从2017年开始分批交付出版。因此，我们在2012年12月19日召开项目研讨会时，特地邀请了中华书局历史编辑部主任李静女士出席，并及时向中华书局介绍项目意义、成果规模与价值、研究计划及团队现状等。经过双方多次交涉，最终确定最终成果由中华书局分批出版，拟采用精装大八开本，进口优质纸张。 出版补助费用由项目组与出版社共同承担。在扫描、复印国家图书馆元代拓片时，国家图书馆、南开大学、中华大学三方也将共同签订合同，解决今后出版中的版本权问题。在2016年7月9日的年度工作研讨会上，课题组再次邀请中华书局历史编辑部主任李静女士和即将担任主编的孙文英女士，听取他们对初稿修改格式、体例等技术问题的指导，并就第一期10册成果的投稿出版时间落实、合同签订、编辑审阅等事宜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协商。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体会和意见建议
该项目在启动和实施过程中面临两大困难：
一是规模颇大、工作量大。北方15个省区地域辽阔，各地散布的元代碑刻近3000件需要收集整理。目前，共有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8个子课题，70余名成员齐心协力“作战”。既需要与各省区文物考古部门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频繁的沟通和密切配合，又容易受到考古发掘数据及时公布的制约，短时间内难以“一举完成任务”。预计这一项目将耗时10年左右。因此，标书提前有了分两期滚动推进的相应思路。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随着社会逐渐认识到元代碑刻的价值，近年来不少投机者伪造了一些碑刻。如内蒙古藏有少量“元代碑刻”，即以明代碑刻篡改而成。因此，在使用碑刻时，一定要仔细鉴别，尤其是来历不明的碑刻。
有些资料暂时难以取得，私人博物馆、私人收藏的资料收集难度较大。对于新发现的、尚未公开发表的文博机构资料，虽然我们会先与机构负责人沟通、记录文字、收集图片资料，但原则上要等原始资料公开发表。
2. 研究结果
（1）各地碑文材料初稿722份
按照工作形式，整理文本包括拓片、田野照片、说明、标点和校对六个部分。拓片大部分来自田野拓片或照片，也有少量来自国家图书馆扫描拓片，与田野照片搭配，构成了墓志材料最核心、最基本的信息源。三五百字的文字说明需要项目组到现场测量墓志文物的长度、确定材质并记录形制，还要概括墓志内容、描述收藏地点。文字标点和校对需要对照拓片逐字辨认句子，并参考其他墓志记载和其他文献进行校对。这部分工作是本次项目田野调查工作量最大、难度最大的环节，也是项目组投入资金和人力超过80%的环节。 自2016年1月起，各子项目一期陆续向项目组提交各自承担的金石文献编纂初稿。目前，已提交京津地区155件、陕西地区61件、河南地区224件、甘宁地区149件、山西地区62件、内蒙古及东北地区71件，共计722件。这是该项目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编纂成果。
（2）整理、修订碑刻材料37篇
虽然初稿是一份无可替代的基础文本，但由于工作人员能力参差不齐，提供的初稿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仅限于拓片、外景照片和说明。不仅说明需要修改，文本中的标点和校对部分也需要仔细重新审核和确定。为了保证稿件的质量，研究团队组织了十余位元史研究方向的老师和博士生对各子课题组提交的碑刻初稿进行了修改。修改稿是交付给出版社的文本，也是本项目最终成果的定稿。目前，已完成37份合格的修改稿。还有数十份稿件因修改过程中发现拓片和照片的像素质量不符合出版要求而被退回子课题组进行重新加工和改进。预计2017年底将完成近900份初稿的修改。
（三）有关新发现碑文的重要论文
李居刚，《西安南郊新出土“刘黑马墓志铭”考证》（《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
刘黑马是蒙元时期著名的汉族军事世袭侯之一。2009年，笔者带领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夏店村西发掘了刘黑马家族墓地及墓志铭，引起了很大的学术反响。笔者撰写的《刘黑马墓志铭考证》揭示了刘氏家族为契丹后裔，刘黑马是刘柏林之孙，与《元史》有可考证之处，对研究汉代世袭侯刘黑马及其家族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范博，《陕西出土蒙元墓志铭中宋蒙潞州之战》（《四川文物》2015年第6期）
宋蒙战争时期，陕西是蒙古军队的大本营，许多参战士兵葬于长安附近。近年来，陕西新出土的多处蒙元墓志铭中均提及宋蒙泸州之战。刘元振、冯师泰、耶律图曼达尔墓志铭中关于1261年刘政投降蒙古和1277年泸州之战的记载，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朱建璐，《元代大明鲁大鲁八赤小里钦布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4年第6期）
河北大名县新出土的西夏汉双语《大名路大鲁八尺小李千部墓志》是元代西夏人西里家族的重要珍贵文献。本文首次对其进行考证，发现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克克扎鲁火尺”和“天下端史官”等职位均为燕京行省官员。“千部”二字为西夏的音译，西夏意为“统帅军队”。
张国旺，《元代张宏略事迹考——以张宏略墓志铭及神道碑文为中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本文利用近来公布的张宏略墓志铭和碑文，对韩世侯张柔之子张宏略的事迹进行考证，以补充、订正《元史》中有关张宏略的资料，揭示元初政治、社会问题，并确定该碑文为《元史·张宏略传》的主要史料来源。
薛蕾，《元代官印汉字新探》（载《文物》2016年第2期）
目前存世的元代汉文官印大多十分零散简略，且有失准确或错误之处。本汇编对元代17种汉文官印进行介绍和说明，并就官印的颁发机构、官印文字的使用、中书省与京师支书省的关系等进行论述。
研究团队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