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9日，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5月18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内一片庄严哀悼。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深切哀悼钱其琛同志”黑底白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钱其琛同志的遗像。钱其琛的遗体安放在一片花柏丛中，掩映在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下。
党和国家领导人或前往送别，或以其他方式表达哀悼。中央在悼词中表示，钱其琛“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尊严，为开创我国外交工作新局面、建立全方位外交新格局作出了突出贡献”。
这位一生战斗在外交战线的领导人曾用两句话概括复杂的外交工作：外交就是维护和平，为人类谋和平，为祖国发展交朋友，为祖国发展交平等相待的伙伴。
谈起钱其琛，各国外交官无不评价此人的思维“锐利如激光”，虽然“在很多场合表现得低调、内敛、沉稳、矜持，很少让别人难堪”，但他的话语柔和却很有分量，“举起重若千斤，放下轻若几两”。
在普通人眼中，钱其琛身材中等，嗓音低沉，与人交谈时总是面带微笑。但了解他的人却说，钱其琛是一位刚柔并济的外交官。他看上去温文尔雅，即使在谈判中遇到非常恼人的事情，也不会与人大声争吵。但在外交工作中，他却异常冷静、坚定、灵活。
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
1982年4月3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在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三句话：
“我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就中苏关系发表的讲话。我们坚决反对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苏联的实际行动。”
勃列日涅夫
这三句话有两个重要的字，一个是“注意”，一个是“留心”。核心是“听其言，观其行”。意思是说，中国不再对苏联说什么就批评什么，而是“听其言，观其行”，要求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钱其琛的三点声明，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外媒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30多年的中苏关系可能发生变化，改变世界格局。
当时的背景是，中美两国已经正式建交，但美国却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并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十分尖锐。而此时苏联却出现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迹象，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1982年10月，钱其琛访苏，商谈如何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并带去了邓小平的八字箴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小平同志提出要向苏联传达情报，争取中苏关系有大的改善，但中苏关系的改善要有原则，条件是苏联必须有所作为。于是钱其琛就提出苏联要主动解决的问题：从中苏边境地区和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钱其琛的谈判对手是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哲学博士，谈判高手。在谈判中，钱其琛围绕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指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途径在苏联，只有苏联扫除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两国关系才能逐步恢复。
伊利切夫尽力回避我方提出的三个问题，双方争论不休。这一轮谈判虽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但却开启了两国关系由紧张走向对话的进程。
1983年3月，中苏第二轮磋商在莫斯科举行。钱其琛这次的对手是素有“不倒翁”之称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谈中，葛罗米柯用教师的口吻，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批判性评论，但钱其琛却堂而皇之地反驳道：改善中苏关系，不仅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至于美国，中国与美国早就开始了较量，我们比谁都有资格说话，也知道该怎么对付美国。葛罗米柯一时无言以对，只好尴尬地转移话题。
葛罗米柯
经过十二轮马拉松式的谈判，中苏关系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在钱其琛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成功访华，中苏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参加天皇的葬礼并迫使首相修改演讲
1989年2月23日至25日，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特使赴日本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众所周知，裕仁天皇是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
他在位期间，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发动了长达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对此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是否派人参加、派谁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中央决定派钱其琛作为总统特使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这既符合正常的国际外交礼仪，也兼顾了广大民众的感受。
裕仁天皇去世后，日本国内出现为裕仁免除战争责任的言论，甚至美化日本侵华行为。
裕仁天皇
日本首相竹下登竟然表示，日本是否侵略中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交由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评判，并表示裕仁天皇对这场战争没有责任，这是日本政府首次表态天皇对这场战争没有责任。
对此，中方立即作出回应，指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日方应尊重历史。这些推卸战争责任的言行不仅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两国关系发展十分不利。
由于国际社会的不满，竹下登紧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应对措施，并派日本驻华大使向中方解释：日本对侵略战争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日本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已经写入日中联合声明。
钱其琛严正指出，希望日方珍惜中日关系，慎重对待中日之间的一些敏感问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开辟未来。
2月26日，竹下升会见钱其琛时表示，愿意在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
日媒评论称：竹下首相紧急会见中国外长并修改此前言论，表明首相和日本政府深刻认识到其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言论的严重后果，希望取得中方理解。
竹下登
钱其琛此次赴日本天皇葬礼还实现了另一项重要的外交突破：在东京帝国饭店会见了出席日本天皇葬礼的印尼国防部长穆迪奥诺，从而恢复了中断23年的两国关系。
一位善于发现机遇的外交官
钱其琛曾说过，在外交场合不能被情绪所左右，而应保持冷静，把握机遇，把握时机。中国外交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但在具体实践中不能掉以轻心，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对外交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灵活机动地开展外交工作。中国与沙特建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990年7月初，沙特驻美国大使班达尔亲王访华，表示希望钱其琛在其访问塞浦路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期间同沙特外交大臣举行正式谈判并签署两国建交公报。
钱其琛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即决定在访问塞浦路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前先访问沙特。
7月21日，钱其琛踏上利雅得的土地。会谈顺利进行，同日中沙两国正式签署建交公报，终于完成了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中沙建交仅仅11天后，震惊世界的海湾危机就爆发了。
当时海湾地区局势十分紧张，战火一触即发，一些海湾国家加紧部署军队，国际社会呼吁和平解决海湾危机。钱其琛与海湾地区处于战与和十字路口的四个阿拉伯国家沙特建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外媒猜测，钱其琛此行意在探讨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可能性，并游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避免战争爆发。访问期间，钱其琛在沙特会见了四国领导人、科威特埃米尔、在埃及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贝克和阿拉法特。
钱其琛向上述领导人阐述了中国对解决海湾危机的立场和主张，并向萨达姆转达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口信，并成为海湾危机期间唯一一位访问巴格达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
正是钱其琛敏锐地抓住了出访沙特最恰当的时机，扩大了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成为解决这场危机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这一切，源自于一名职业外交官的良好职业作风：“决策前多思考，快速执行。”每时每刻，他都会反复思考，一旦做出决定，执行时必须果断、快速、高效。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外交工作最困难的时期。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钱其琛很好地贯彻了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求：“我们既要顶住西方的压力，又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要和西方国家交朋友。”钱其琛担任外交部长的几年间，有23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我国外交史上的又一个高潮。
海湾战争前，钱其琛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伊拉克，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在他讲话后，主持会议的使馆代办突然大声宣布：“钱外长给我们送来了北京白菜！”
大家都很高兴，谁也没有想到，外交部长竟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使馆人员的餐桌着想，还带了一吨北京白菜到使馆！
当时伊拉克战争在即，物资匮乏，谁也想不到能吃上北京白菜，外交部长给使馆送白菜，这在世界外交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
大家兴致高昂，有人喊道：“今晚做点白菜饺子，请钱外长一起吃！”钱其琛笑着说：“大家节制点，多吃点！我可不占你们便宜！”话音刚落，使馆里一片欢腾。然而，当晚，钱其琛还是被使馆工作人员拦住，吃了一大盘白菜饺子。
前外交部长李肇星说，他第一次见到钱其琛时，开了个玩笑。他刚从非洲回来，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当他在办公室里遇见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时，他就主动打招呼说：“钱司长您好。”引得满屋哄堂大笑。
在场的人笑着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部里有人叫钱处长。李肇星不知道，当时外交部里大家都叫钱其琛“老钱”，直到他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后，才改称“副总理”。
钱其琛退休后，李肇星去看望他，为如何称呼他而苦恼。当时，警卫问他：“您是来看钱副总理的吗？”李肇星记住了警卫的称呼，见到钱其琛就说：“钱副总理您好。”当时李肇星已经六十多岁了。比他大十多岁的钱其琛笑着说：“小李，一两年间，你的身价怎么下降这么多？四个字，你都说错了三个？我不是副总理了，但说我姓钱是正确的。”李肇星说，这是钱其琛第一次跟他开玩笑，也是最后一次。
这就是钱其琛，一位足智多谋、行事果断、平易近人、杰出的中国外交官。
